一，

“当时我的想法仅仅是，活下去，哪怕再多活一天。在训练场，我们这些被抓来的孩子，先被强迫做苦工，搬运各种物资，不许休息。最后有人倒下了，就会立即淘汰。那些侥幸没有淘汰的，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用新领到的枪，处决那些所谓的弱者。”

说是一个名叫奥凯洛·萨姆的乌干达人，在讲述自己早年参加内战时的经历。1985年，奥凯洛被抓去当了儿童兵，经历了九死一生，才找到一个逃跑的机会。后来他成了演员，并利用自己的影响，建立了一个叫做“北方希望”的学校，专为乌干达内战中逃亡的儿童兵和孤儿提供庇护。

这个发言场所，并非某个调查战争状况的听证会，而是刚在纽约结束的翠贝卡电影节上。这是电影节特别安排的一个讨论单元，主题围绕当今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，非法贩运问题，对象从武器到人口。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国际电影界，对这类反人道现象也时有表现。问题在于养尊处优的电影人们，对于受害者的处境究竟能有多少感同身受，还是仅仅流于肤浅的同情或政治表态。

为此，电影节邀请到几位人口贩运的受害者，包括奥凯洛，为新入行的年轻的编导们，讲解真相与影像之间的差异。按照国内流行的说法，这也算是一种“接地气”的办法。

按主持人要求，讨论中途放映了《战地女巫（War Witch）》中的几个片段。这是一部表现非洲内战的加拿大参赛影片，其中有个叛军头领，为儿童兵注射毒品——这是很多非法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惯用手段——然后是那些孩子向一个村庄推进，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，一路射杀田地里耕作的百姓。这是一个具有强大视觉动能的场面。

但奥凯洛说，儿童兵的真实精神状态，还有更加卑微的一面。在毒品这件事上，他们一般都会主动接受。很多人被媒体误导，以为他们借此填补内心空虚。其实他们吸毒还有更加简单的动机，就是要表现自己和头头们一样。为了生存必须迎合。他们不敢和周围的人有丝毫差异，否则死路一条。

《战地女巫（法语版原名Rebelle，即叛军）》仍是本届翠贝卡电影节上，最受评为和观众欢迎的作品，并最终荣获最佳故事片奖。编导基姆·阮来自蒙特利尔。十年前，他靠处女作《沼泽（La Marais）》在本国成名。随后他的《松露（Truffe）》又在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获最佳影片。

《战地女巫》的情节，来自一个发生在缅甸的真实故事。但阮觉得把影片放到刚果拍摄。科莫娜，一个14岁的女孩，被洗劫她那个村庄的一支叛军绑架，他们强迫她枪杀了自己的父母（否则会让他们死得更惨），然后把她抓去当了兵。一个老兵发枪给她时说：“这就是你的父母。”唯一给她一些保护和温暖的，是一个外号“魔法师”的，患白化病的男兵。

和政府军血战之后，大家发现科莫娜这姑娘像是有法力在身，官兵的子弹就不朝她飞。“战地女巫”的名头由此而来。叛军头子“老虎”把她留在身边，当了护身符。整个过程中，“魔法师”一直陪在她身边。后来他们伺机逃离叛军，共度了一段幸福时光。然而叛军很快追踪而来，“魔法师”被杀，科莫娜被强奸，再次被迫投入内战。至于战争的目的，则是争夺当地钶胆铁矿的控制权。

科莫娜决定返回家乡，埋葬父母。因为死在女儿手上，他们的鬼魂始终不肯放过她。当这一切完成后，科莫娜最终得到了安宁。

影片的故事，是科莫娜讲给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听的。这是一部高度“混搭”式的作品——卡斯中的加拿大职业演员和从无演艺经历的刚果本地人；梦幻般的童话元素和残酷的战争场面；纪录片风格和魔术写实主义的幻想气质——自始至终充满了戏剧性对抗。

今年早些时候的柏林电影节上，本片已经获得相当的好评。它的主演拉切尔·穆瓦扎，一个在金沙萨街头被导演发现的女孩，还赢得了最佳女主角银熊奖。对非洲人来说，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。基姆·阮说，假如观众只有一个理由跑到电影院看这部片子，那就是拉切尔·穆扎瓦。她以前从没演过戏，但在她身上有一种魔力。斯特里普成为斯特里普之前，身上就有那种魔力。

二，

翠贝卡电影节顾名思义，自然是和曼哈顿下城的翠贝卡街区有关。TriBeCa这个地面是一个缩写，完整说法是Triangle Below Canal Street，意思是“运河街以下三角地区”。运河街是纽约唐人街传统上的北界，当地华人按粤语读音，把它翻译成“坚尼路”。

纽约有若干类似的缩写地名，最著名的有SoHo（意为“休斯顿街以南”），即我们常说的苏霍区。而布鲁克林的Dumbo指的则是Down Under Manhattan Bridge Overpass（“曼哈顿桥高架路下”，不是迪斯尼动画片里的那头小飞象）。

想苏霍区一样，翠贝卡也有大量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式工业建筑，从厂房到库房。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这里也吸引了大量文艺界人士进驻。现在这里的居民中，仍很多演艺界名人，除主演007的丹尼尔·克雷格，还有斯佳丽·乔汉森、凯特·温斯莱特、桂妮丝·帕特洛，等等。

2001年的9 / 11恐怖袭击，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打击相当严重。为恢复当地的活力，制片人珍妮·罗森塔尔和丈夫，地产商哈特科夫，联手电影明星德尼罗，于次年创建了翠贝卡电影节。他们的说法是，通过本地公众与国际电影界的共同参与，对电影节的理念重新定义。它的主要对象是独立电影、纪录片和短片。偶尔也有《蜘蛛侠3》这样的娱乐大片，选择在此首演。

本次电影节是自创立以来的第11届，总共有89部新片上演，包括50部片的全球首演，以及46个国家的60个短片。开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一位同时在嘎纳电影节任职的评委表示，在嘎纳你会觉得压力太大，因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节。“但是现在大家会问自己：‘为什么不去翠贝卡？’你可以把首映安排在这儿。这儿有强大的媒体，还有美国公众。”

他说为电影节选片的过程好像一次历险，评委们希望观众也能像自己一样被感动，被教育。“我们不会因为一部电影是非洲拍的，就去选它。我们选这部片子，只能因为它拍的好。”

除了拍摄于非洲的《战地女巫》，今年在翠贝卡斩获颇丰的，还有露西·马洛伊的《一夜（Una Noche）》。该片同样收到纪录片风格影响，也同样曾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柏林电影节首演。

这是一部表现古巴下层少年生活的故事片，主题同样也是逃亡。片中，劳尔和埃里奥是两个十几岁的穷孩子。他们厌倦了每天服务于傲慢的游客，梦想跑到海对面的迈阿密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劳尔因为袭击外国人，必须立刻逃跑，而埃里奥则犹豫不定，因为他还有一个妹妹要照看。

整个故事被压缩在一天时间内，背景是烈日下的哈瓦那。犯事之后的劳尔被警察追踪，四处奔逃。摄影机追拍的同时，不断展开一个破败而绝望的城市，整个过程写意而流畅。据说编导马洛伊曾花几年时间住在哈瓦那，研究这座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。最后，埃里奥的妹妹觉得和他们一起偷渡。在加勒比海上，他们划着自制的筏子，上了不归路。

场景到了海上，影片的力量明显减弱，每个镜头感觉都是急就章。更有甚者，几个孩子在怒海孤舟的险恶处境下，竟不需要任何导航手段。至于后面那场遭受鲨鱼攻击的戏，更是概念化得离谱，好像导演一面朝游泳池里的演员喊话，一面翻开马尔泰尔的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，寻找灵感。

和《战地女巫》一样，《一夜》的主要角色，也选用了从拍摄地挑选的非专业演员，而且两个男主角也被同时授予最佳表演奖。这里还有一段十分轰动的新闻花絮。该片两位获奖的男演员中，有一人上周在迈阿密失踪。和他一起的，还有片中饰演他妹妹的那个女孩子。他们没有像预计中那样，出现在纽约的电影节上。

剧组同人为他们表示了祝福。《独立连线》杂志评论说：“电影就像一篇课文，看过《一夜》的人，得知其中的人物在现实中找到了故事中的幸福，不会不感到悲喜交集。”

《一夜》还为编导露西·马洛伊赢得了本届翠贝卡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。马洛伊是纽约本地人，电影世家出身，曾经授业于牛津和纽约大学，读经济、哲学和政治学。

三，

一些没有获奖的影片也许更有意思，技术上也更成熟，就像这部政治惊悚片《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（Knife Fight）》。故事里的保罗的行当，是专门帮精选中的政客免于因为丑闻受到敲诈（那帮家伙怎么就学不会管好自己的拉链？）。这当然是个不择手段的职业。

他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。在片中，一个满怀理想的女医生，一个单身母亲，准备竞选州长。保罗警告她——要想赢得政治竞争，你得随时准备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但就像典型的美国情节剧一样，他选择了为她冒险护航。随之而来的，自然也少不了浪漫和惊险，那些经典配方。

该片的编剧克里斯·莱恩曾经是克林顿和戈尔的竞选顾问，深知政坛游戏规则，包括潜规则，以及种种八卦、秘闻。但在这一切之上，还有民主政治的基本规范。当人们竞选公职，他们要做的先是拉选票，同时在这一过程中，让选民了解自己的政策。但在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深远清教主义传统的社会，公众对于政客私德的关注，往往超过他们政策和执政能力。所以保罗这类人就总有得混。

导演古腾塔格仅用一个月时间，就拍完了本片，而眼下距离下届总统大选还有半年。这其中或许真有政治上的用意。

纪录片《瓦利肖像（Portrait of Wally）》讲的是一幅画的转手历史，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、道德争议。

《瓦利肖像》是短命天才艾贡·石勒的名作。石勒是维也纳分离派名家克里姆特的门生，后成为表现主义的早期代表。画中红发姑娘是他的模特兼情妇瓦利。后来该画成为犹太收藏家丽雅·邦迪的财产。1938年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时，邦迪逃亡美国，但她的收藏则被第三帝国“雅利安化”。

战后的维也纳一片混乱，就像电影《第三者》中表现的那样。其间《瓦利的肖像》被美军收缴，但因登记员的手民之误，该画被划归另一家人的财产，之后又为奥地利国立美术馆收购。直到1997年，该画借展到纽约现代美术馆（MoMA）期间，丽雅·邦迪的继承人通知现代美术馆，称这是被纳粹掠夺的犹太人财产，要求馆方拒绝归还。然而美术馆坚持履行与奥地利方面的协议，拒绝了邦迪家的要求。

之后是漫长的司法程序。先是纽约地区法院发出传票，扣留该画，但纽约上诉法庭随后宣布，纽约州法律不能为此提供依据。该画又转入美国海关保管。最后，此案经过十余年的反复冲折，邦迪继承人接受了奥地利国立美术馆开出的1千9百万美元，并达成和解。整个过程中，纽约所有博物馆全部拒绝支持邦迪家人的立场，包括犹太博物馆，否则他们将再难与欧洲同行互借收藏品。

《瓦利肖像》不动声色地叙述了一个漫长的司法事件，以及案件背后的黑暗历史，其中穿插着大量采访，里面有不同立场的人物，对于事件的不同看法。不管涉及到什么样的利益和感情，整个过程中，所以当事人都只使用了一种武器，就是法律。这一事件还导致了一个意外结果，就是石勒的作品由此身价倍增。

四，

电影节其实是一个论坛，它要展示交流的，不但有影像，还有观念。

对一个更多面向年轻电影人的公共活动来说，考虑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，就更重要。整个电影节期间，每天下午都有各种讨论活动，邀请各种相关人士发言，和公众交换意见，而且每个单元都由一个相关企业资助。比如前面提到的，关于国际非法贩运的讨论，就是由Google Ideas提供赞助。这是谷歌公司在纽约新设立的一个智库，专门研究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。

讨论会上设置的主题，更多是电影从业人员无法回避的，具体的技术问题。比如有一次讨论，Based on the Book，就专门围绕如何把一本书改编成电影。这也许和近期的市场气候有关。毕竟从《龙纹身女孩》到《饥饿游戏》，这些由畅销小说改编的影片，大多带来火爆的票房成绩。很多人都想知道其中是否存在某些规律性的因素，比如那些成分使得一本书更适合改编；为什么好书往往“翻译”不成好电影；改编是否应该忠实于原著，其各自的利弊有哪些。

这次讨论的地点，设在了联合广场北侧的庞诺书店四楼。这个地方经常举办文化名人讲座，特别是一线作家签名售书。多年以来，我在这里见到过诺曼·梅勒、奥茨、麦克尤恩，还有其他大腕作者讲演。

Based on the Book的讨论，由影评人马克·亚当斯主持。他请三位导演从各种不同的角度，介绍自己改编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意见，还有整个过程中遇到的障碍。由于翠贝卡是一个以独立电影电影为主的活动，这里不会讨论怎样弄到巨额投资，去制作票房炸弹式的娱乐片。

查理·马泰的新片一本80年代惊险小说的改编版。为追求70年代洛杉矶的文化气氛，他说服原作者同意他把故事背景提前一个时代，这样才能让那些狂乱的音乐、毒品文化、不受拘束的生活态度，合理地出现在片中。这是一种美学趣味的考虑。英国导演唐纳·赖斯更关心技术问题。他说太多的人物出现在片中，会妨碍镜头叙事的流畅，他必须考虑如何把若干次要人物合并成一个。在座的一位泰国导演的改编方式，则像王家卫的《东邪西毒》那样随意。在一部新片中，他仅仅保留了原作头尾部分的情节，而那位小说家据说毫不介意。

三个导演在一件事情上看法一致，即改编一旦完成，就不再欠原著任何债务。为了叙事的整体节奏，一些精彩细节或许要牺牲掉，哪怕原著的粉丝们一脸万恶的旧社会。

对于电影发展，上述问题都属鸡毛蒜皮，尤其是数字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。我们知道电影（film）这个词，在英语里的原意是胶片。而一旦没有了film，电影是否还能称其为film？

这个问题出现在一部叫做《并排》的纪录片中。片中关心的是传统胶片摄影，和数码成像之间的生存搏斗。导演采访了一批影响最大的导演，包括卢卡斯、卡梅伦、斯科西斯、大卫·林奇——这个名单还很长。大卫·芬彻（《异型》、《社交网》）看好数码技术，而诺兰（《盗梦空间》）则认为只有胶片拍出的影像，才能直接命中影迷的快感中心。该片的制作人之一，明星基努·里夫斯也在片中现身，虽然他更多是在采访。

其实一般观众对此并无多大兴趣。他们只关心拍摄效果。这个问题的争论，很多程度在于争夺权力——控制制作人、观众以及发行渠道的权利。电影节期间，笔者参加的另外一个关于电影未来的讨论会，柯达公司的一位高管反复介绍他们产品，如Vision3 200T具有哪里数码成像不可能比拟的技术优势。虽然申请了破产保护，他们仍活跃在电影胶片市场上。

继续看好胶片的导演们，则认为数字摄像破坏了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距离，也正是这个距离，使得自我审视成为可能。他们的说法，让人想起近年关于慢餐和快餐的争议。而于此相反，在一个题为The Cloud Have A Silver (Screen) Lining？——这里有两处双关语，很难翻译，大意是“云计算是否前景光明？”——的讨论中专家们认为“云技术”的发展，更多改变的是发行渠道和观影方式。它更加私人化，分散化，也更加难以垄断。

假如未来观影方式，主要通过线上传输，再由便携式智能终端进行，我们自幼熟悉的，由院线时代决定的电影长度，乃至叙述方式，恐怕都将发生根本变化。于是我们不时听到怀旧派的声音。本届翠贝卡电影节开幕时，近年迷恋喜剧表演的巨星德尼罗曾经说，至少有些片子还是得去影院看的，特别是喜剧——你需要周围有人和你一起笑。

这不仅是电影人面临的问题。几个月前，我在东村一家个体书店见到纪录片导演迈克·摩尔（《华氏911》）。他号召一群拥趸继续在小型实体书店买书。他说：“难道我们因为家里有厨房，就不去饭馆吃饭了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