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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福科的钟摆

巴黎,1314年3月18日。绑缚在火刑柱上的圣殿骑士团首领雅克·德·莫莱,面朝圣母院(不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那座因雨果的小说而出名的建筑)方向,双手合十祈祷。当火焰升起,现场的观刑者听到受难者高喊:“很快你们就会在上帝面前见到我!”这话就像中国人那句死也饶不了你们的诅咒。他说的“你们”,是指当时的罗马教皇克莱芒五世,和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。他们以渎神的罪名,把德·莫莱送上死路,骑士团近两个世纪的历史,也就此终结。

圣殿骑士团是十字军东征期间,由欧洲封建主组建的一支武装教团,为去耶路撒冷朝圣的香客提供保护,在圣地承包工程,替参加东征的贵族管理财政,为此还建立过一套类似古代中国“飞钱”的信用体系。也就是说,他们兼营镖局、钱庄和建筑公司。1407年,深陷财政危机的菲利普四世见财起意,借口协助教皇调查骑士团崇拜异教偶像,甚至朝十字架吐痰,然后把教团首领悉捕获,屈打成招,并将财产抄没入库。目前梵蒂冈当局承认这是一起历史冤案。

上述历史,后来成为《傅科摆》一书的主要故事线索。这是意大利符号学和中世纪史家翁贝托·艾柯,继《玫瑰之名》之后的又一部历史惊悚小说。西方小说发展到此时,所谓纯文学和流行文学的等级划分,早已不再重要。艾柯这个文艺复兴式通才,学术兴趣覆盖了从詹姆斯·乔伊思到伊恩·弗莱明的整个类型光谱。因此,他的作品中布满惊现的悬念,也就不足为奇。

《傅科摆》始于1968年之后的米兰。其时学运风波余响宛在,知识分子忙于从事各种批判性的智力活动。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卡索邦当时还在读博,论文题目关于圣殿骑士团,同时也在积极参与各种抗议活动。年轻人有太多无处宣泄的激情,加之深受马克思学说的影响,思想左倾。他自称酷爱马克思的原因之一是,从大师优雅的文风中,不难看出他和燕妮姐姐干起坏事来,感觉一定超爽;假如一个男人身边睡着克鲁普斯卡娅,恐怕只好去写《国家与革命》。

他认识了两个书局编辑,随之加入了他们的虚荣出版团队。他们策划了一套系列丛书,主题是古代的密教组织,因为很多业余作者热衷此道,却找不到出书的门路。自费出版就成了甲乙双方的双赢生意。为了鼓励金主,他们还编辑了一部作家词典,让他们有机会与众多名家为伍。为了对得起他们付出的金钱,有关他们的条目经常不止一页,从生平、头衔、爱好,作品详悉,再到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,不一而足。一个真正的作家则无需太多废话。比如兰佩杜萨,除了生卒年月和地点,只需一句“以小说《豹》闻名于世”,就足够了。

整天过目大量关于秘密社团的文稿,三个编辑郁闷得不行,于是炮制出一套自己的阴谋理论。他们的游戏之作,很快发展成一部关于欧洲历史的百科全书文本,充斥着科学、政治、神学、工艺、炼金术、城市规划的讨论。他们被浮士德式的知识野心驱使,欲罢不能。 在他们的故事里,圣殿骑士团的部分成员逃过清洗,藏身于欧洲各地。这些幸存者发现地球表面环绕着一种神秘电流,而控制它们的装置,就是盛过基督之血的圣杯;找到它,就等于掌握了和整个世界讨价还价的筹码。每隔一百二十年,他们都会派出代表,按照事先约定,和其他分支的成员会合,交换研究信息。16世纪末,藏身法国的骑士团成员渡过海峡,北上密会英国同袍,但接头未果。

正是在这里,小说布设了一个叙事拐点。卡索邦(艾柯?)想起教皇贵勾利十三世曾于1582年颁布历法改革敕令,废除误差明显的儒略历。对罗马教廷深怀戒惧的英国王室怀疑其中另藏机诈,执意不奉新颁正朔;迟至1752年,他们才接受沿用至今的格里历,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历。结果来自法国和英国的两拨人,根据各自国家的历法安排接头时间——其中相差整整十天——结果失之交臂。当时文艺复兴进入高潮,西方正陷入历史性的知识狂热。讽刺的是,圣殿骑士团的知识研究计划,却在此时阴差阳错地陷入绝境。

然而《傅科摆》的故事并未就此打住:三个编辑说鬼见鬼,歪打正着,发现阴谋统治世界的地下社团就在身边。这些人当中,很多就是他们从前的作者,甚至那个虚荣出版社的老板。这些梦想征服世界的妄人,威胁他们交出自己虚构的秘密,包括一张并不存在的骑士团的秘密地图。据说每年圣约翰节凌晨,当第一道曙光初现,只要将此图铺展在傅科摆下面,那根随地球自转而划空摆动的指针,会把阴影指向最终的接头地点,获取控制世界的秘密。 这些文弱书生不是电影里的印第安纳·琼斯,灾难临头只有任人宰割。

一个交不出地图的编辑被挟持到巴黎。在由田间圣马丁修道院改成的科技博物馆,也就是展示傅科摆原件的地方(现在左岸的先贤祠),他被那群秘密会社的阴谋家们,用悬挂摆锤的钢索绞杀。卡索邦无力施援,只好像《悲惨世界》里的冉阿让一样,沿着迷宫般的地下水道,逃离现场。他一路跑到埃菲尔塔下,看着初升的太阳,沿着巨大的钢铁网格,一缓缓攀至天顶。 关于圣殿骑士团,正史野史众说纷纭,成为一大疑案。多数国内读者知道这个组织,或许是通过前些年爆红一时的小说《达芬奇密码》。

几年前,《巴黎评论》杂志采访艾柯时,曾向他问及是否读过那本书。艾柯答曰,丹·布朗显然是一个狂信阴谋论的人,所以更像《傅科摆》中的某些人物。“我发明了他……我怀疑他这个人根本不存在,”他说。 除圣殿骑士团史外,《傅科摆》的另一来源,是阿根廷诗人薄鹤石(Jorge Luis Borges)的短篇小说《特伦,乌克巴,第三界(Tlön, Uqbar, Orbis Tertius)》。这也是一个关于叙述转化成为现实的玄学故事,哲学基点是乔治·贝克莱的一元唯心论。

在这篇小说中,叙述者有个朋友,在一部神秘的百科全书中发现一个词条,关于一个叫做乌克巴的西亚古国——乌克巴这个读音,或许能引起读者对于亚述、巴比伦的联想。 那里的智者想象出一个名叫克伦的虚构世界,那个世界的构成,从物质到人的心理,都有一套不为我们所知的法则。那里的语言没有名词;它把一切视为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,并赋予各位多变的动词和副词形式。就像那个关于风动旗动还是心动的禅宗公案。故事的结尾,地球上的一切被特伦的事物逐一替换,并最终成为特伦。

其实在更早的《玫瑰之名》中,艾柯就在像薄鹤石致敬,祭出他的亡灵,出任瞽目的修道院读书管理员一角。 1979年出版《玫瑰之名》时,艾柯已在学术圈声誉甚隆,但作为小说家,他完全是新人。他的处女作一鸣惊人,成功到爆棚。有人怀疑他在电脑中安装了管理成功小说套路的程序。此说虽属无稽之谈,却也道出了艾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,即他的写作态度高度理性,把各种知识和叙事类型,做为风格资源加以管理。这毕竟是一个分析过无数文学案例的符号学家。他从未发明过任何风格,而仅仅通过现存技术的混搭应用,改变了业内的游戏规则,就像开发苹果手机。

在欧洲的文学史上,即便类似的折衷主义写作态度,也并不始于艾柯。早在一个世纪之前,福楼拜就已经尝试过充满知识拼贴的《布法尔与贝居榭》(此书的戏剧改编,不久前还曾出现在北京舞台)。还有更早的例子,比如E. T. A. 霍夫曼布满叙事圈套的《公猫穆尔的生平及见解》。而艾柯的幸运之处或许在于,他的产品遇到了更好的时间窗口。笔者早年在美国的一次文学讨论会上,听到一个雷人的说法:创新的传统含义是制造,而今天,则是发现。

艾柯曾在一篇创作谈中,他提到如何才能写好人物。他的看法是,读者被人物感动的原因,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人物置身其中的那个世界。重要的不是人,而是人得以发生的条件。这一点,想必已经为诸多文学圈内圈外的作者接受。于是我们一再看到题为某某及其世界的各类著述。这毕竟是一个后现代文脉研究大行其道的时代。这一点,与特重人物白描的中国当代小说大异其趣。 人情练达即文章,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。

假如我们把“人情”二字看做一个缩写,那么它所指的是人类情感,还是人情世故?对于知识的好奇,以及超越性的宗教情感,是否属于人情范围?那些心智更为健全的读者,是否有权在姑妇勃蹊之外的科学、法律、外交、冒险等人类活动范畴,得到文学性的解释和满足?正是为此,笔者本人会拿起一本艾柯,而不是张爱玲,打发闲暇。 这是我20年来,第三次介绍《傅科摆》一书。前两次均遭退稿,理由是不知所云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,读书圈内很多人把这部小说叫做“福柯的钟摆”。他们把发明演示地球自转的摆锤那个雷昂·傅科,当成了后学家米歇尔·福柯。然而此Foucault不是彼Foucault,就像李太白不是李鸿章,更不是李大卫一样。其实傅科摆并非稀罕物,北京动物园对面的天文馆前厅,就挂着一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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