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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是不够文艺范儿吧,笔者不像很多熟人那样, 对柏林满怀贴心贴费的恋情。当年初访此地,我已经不算年轻, 臭名昭著的隔墙早已拆除,成为人类记忆中的陈迹。 我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个历史热点,并深以为憾。
 
历史冷却,现实升温。这里成了各国小资“猎酷族”的麦加。 随后涌入的是滚滚钱潮—— 就像世界上很多其它城市经历的士绅化进程—— 文化镀金者们再次开拔,向东寻找新目的地。大量本地年轻人跑到前西德地区追逐经济机会,造成东部的真空效应,包括较低的租金和物价。也就是说,他们略有余钱,用于酒吧、咖啡馆等非必需性消费,在留守故土的同胞眼中, 他们则继续拥有神秘而性感的流浪身份,还有(也是更重要的)一个欧洲地址,直到资本的潮头尾追而至 。只要是户头上钱够, 恐怕他们当中十之八九,会往伦敦、巴塞罗那跑。
 
一次酒会上,有个俄国记者用亲切垂询的口吻,问起我对欧洲的观感, 做为一个中国人。我反问他做为俄国人,对此有何褒贬。 对方脸色当即一变,向我严正指出:“俄罗斯是一个欧洲民族。” 所以,脱亚入欧的“西游记”,才是人类迁徙故事的主线。
 
于是柏林天际线上,随处点饰的塔吊,好像新生的触角。 就在这个前东方集团的政治前哨,资本主义建设处于热火朝天的进行时态,就像我的老家北京; 街头不时遇到漆着Wir bauen um!字样(类似于我们的“施工重地,请绕行”)的工地护墙, 只是少了四散弥漫的沙尘。它不像曾经去过的西部城市, 从慕尼黑到诸多中古风的学院城,仿佛封存在时间的页岩中。 正是这一点,破坏了我对一座欧洲都城的美感期待。 这里的地壳薄得透明,下面仍然涌动着暗红的历史岩浆。
 
冷战后的柏林,随处可以嗅到“怀东症(Ostalgie)” 的气息。德国统一后,很多原东德的工业和文化产品随之消失。 由此而来心理真空,造成对于前政权统治时代的留恋。沃夫冈• 贝克尔的电影《再见,列宁》,表现的就是这种情绪。已经停产的“ 卫星”牌小汽车费油而污染,此时也被看成红色版Mini Cooper,酷得不行。
 
柏林是一个不大遮掩血腥履历的城市:二次大战留在大型公共建筑上的弹痕,基本没有清除;动物园附近的苏军纪念碑下,展示着占领军的坦克;原东德的铁梯式电线杆,也在正常使用。更不用说埃森曼的大屠杀无字纪念碑群。至于东柏林的人形标志红绿灯,更是游客眼中的一景。这是当年心理学家卡尔•佩格劳的设计,用迈步和立姿的小人,分别代表行、止信号,可以帮助色盲的路人和司机。这个东西后来成了时髦品牌。用来装饰家居。几年后重游故地,发现这并非事情的全部。
 
从我开会的世界文化之家,向东经过勃兰登堡门,就是过去柏林墙另一侧的东柏林。再由巴黎广场,沿菩提树下大道一路走到底,可以看到国家大教堂对面,博物馆岛上的一处工地。这里,巴洛克式的柏林宫将在原址上,尽可能依照历史原貌方式重建。这座昔日霍亨索伦王室的冬宫,在二战轰炸中遭到严重损坏。由于地处苏占区,宫殿结构又在拍摄影片《攻克柏林》的实弹炮击场面时,进一步破坏。后来的东德政府,将其做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象征物拆除。上世纪70年代,昂纳克当政期间,原址上建起一栋体量庞大的共和宫。
 
这座现代混凝土建筑,窗子用的是镀膜的茶色玻璃, 成为人民议会所在地。1990年, 民德议会就是在此批准两德统一。除了作为政府公用, 这里还拥有很多文娱设施,从剧场、影院, 到踢死狗舞厅和保龄球馆。正是因为这部分功能, 当德国联邦议会后来批准将其拆除(已在统一前,因石棉污染而关闭),并重建 旧皇宫时遭到抗议。 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人,也会留恋北京文革前的苏式红砖楼。它们让一些幸运者,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,享受到基本的卫生条件及隐私空间, 当更多的人仍在拥挤残破的大杂院栖身。
 
还有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对意见。代表这种意见的,并非一些政治上的死硬分子。他们只是拒绝接受历史的审查制度, 即官方无权决定哪些历史应被弘扬,哪里则应予以删除。也有不少人只是希望保留作为建筑物的共和宫本身。他们往往是些自由派倾向的年轻人。一座现代风格的大厦,对他们来说,一定要比复制出来的假古董更酷。何况拆除和重建,都是糜费国帑的事。
 
重建的一些场外工作已经开始。为了控制时间和成本, 据说一些石材的雕刻工作会外包给中国企业。几年之后,新建成的 “ 宫殿”将被冠以“洪堡论坛”的名字,做为对其公共性的强调。 事实上,根据建筑师的设计方案,将被复制的只是外形, 而内部则向社会提供文化交流场所和商业空间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,它恰好成为共和宫不情愿的继承者。至于后者,其中的钢结构部分,至今活在另一栋建筑中。那些钢架出口到迪拜, 用于建造哈里发塔楼,也就是现今建筑高度的记录保持者。
 
建筑永远会是政治话题。不论对于空间、资金的占用,还是做为符号表达都让这项活动必然是政治的某种延伸。还有趣味的政治,虽说趣味是一件越辩越不明白的事情, 于是只好沦为权利游戏,比如看谁能制定规则,包括建筑物顶上,是否应该加盖小亭子。还有性政治。 比如库尔哈斯恶名昭著的央视大楼及配楼,是否构成性暗示? 如果承认北京不是漂浮在上下颠倒的失重太空,我们就会发现, 即使有性关系存在于两楼之间,其姿态也是“女上位”。 而这本身已经颠覆了联想大师们预设的性权力关系。
 
它的真正罪过,或许并不在于丑陋或下流,而是昂贵。可悖谬的是, 要是不贵,反倒没人买单了。政治这玩意儿,讲究有二:一曰“ 正确”,二曰“现实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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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卫

李大卫

52篇文章 5年前更新

1963年生人,在非主流成长环境中,养成顽劣习气。1985年肄业于北京师院,曾任教师、酒店看门人等,后沦为文字民工。1987年参加美国新闻总署Creative Wriers Program。现在北京、纽约两地居住,并在《财新周刊》撰写文化评论。近年其它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爱情、革命和猫》(Knaus出版社,2009)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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