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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傅惟慈师

那是春节前的事了。一天下午和朋友们在一家咖啡馆小聚,因为地处景山东街,距离翻译家傅惟慈先生的住处不远,就想请他出来一起晚餐。电话打过去,傅先生说家里已经另有安排。我答应改日过去看望。接下去的几个星期,我又东西南北地开始奔波,直到两天前噩耗传来,我们已是天人陌路。电话上的几句闲谈,竟成永诀。

傅先生是老一代文人中少见的性情中人,喜欢混迹在晚辈中间,应不足为怪。在他所有的忘年交当中,可能我是关系维持最久的之一。80年代初,我还是北京师院的学生,因为在读外语系,又在参与一些当时的文学活动,于是一个做文学评论的远亲,把我引见给傅先生。当时傅先生正与另一位翻译名家冯亦代合作,主持一套英美文学丛书,有意物色延揽未来可能的新译者。当时我正值少年气盛,全部心思放在诗歌上,哪能踏实下来,从事文学翻译?加之语言能力的训练也有诸多欠缺,一番犹豫之后,就自动放弃了参与其事的机会。

即便是在80年代,那个所谓文学翻译的“黄金时代”,立志沉潜此道的新人也十分有限。首先,这不被视为一项原创性工作,其价值也因而被严重低估,虽说当时的写作者,不管诗人、小说家还是剧作家们,都要通过译文了解西方正在或曾经流行的叙事和修辞策略——像高行健那样,通晓至少一种外语的作家,几乎可算孤例——得鱼忘筌,却是中国文人心智通脱的标志之一。再者,由于很长一段时间里,文字工作的计酬标准并不取决于市场供需关系,而是作协一类机构的硬性规定,翻译者拿到的稿费,甚至低于所谓的“创作”。

然而,我和傅先生的私人交往,却一直维持下来。他在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有一座私宅,藏于深巷,正好可以在喧嚣的市井闹中取静;几十年来,这一带胡拆乱建的步伐,从动物园到西单,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此悄然止步,起码是绕行。我们认识的时候,傅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,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,但职称还是副教授。虽说不难想见其中的不公,但他无意为此争执。此时他的主要作品都已面世,只有卡赞扎基的《基督最后的诱惑》的翻译的过程,我自始而终目睹过,与社科院美国所的董乐山先生合译。该书的约稿者,是我的老友杨葵。

虽说翻译家是需要耐受寂寞的职业,但傅先生似乎属于天性喜欢热闹的人。我们会在某个事前约定的午后,就着一杯茶,几支烟,闲聊几个小时,话题也从没有什么禁忌,包括家长里短的八卦。做为晚辈,我一向执弟子礼甚勤,但他却从没摆出过师道尊严的派头,只是神情当中,永远飘渺着一丝倦怠。身为旗人的后代,在他身上不难看出那种若干世纪的历史烟云,熏染出的散淡气质。我从未见过他曾参与同行之间的职业竞争。不争的结果是:他的专业成就不输于业内任何人,同时享受到儿孙绕膝的安详晚景,直到91岁的高寿。

我相信,死是一个他曾想得很多的问题。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,他不怕死,不怕那种无知觉的死;让他恐惧的,是进入有意识的拘禁状态。也许正是严肃而且执着地想过,才有了身后捐献遗体的决定。这件事他没有向我透露过。这应该说明,后来他对终极性的问题,有了更透彻的参悟。对于一个早年经历过战乱的人,这些或许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傅先生给我讲过学生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,因为日军入侵。就像很多当时受过教育的青年一样,他相信民族救亡的意义高过一切。做为辅仁大学的学生,他曾随逃亡的人群辗转到南方。他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,也曾因为通晓英语,接受过美军的特战训练,其中最主要的科目,是使用炸药。1945年,他所在部队即将被空投到越南,开辟新战场之前,日本宣布投降。1949年,红色政权取得全国性胜利后,傅先生主动放弃中共党籍。这个抱有文学梦很快发现,由于新的政治气氛,他此生和文学唯一可能的关系,就是外国文学翻译;起码还能由此从事一些尽可能的“美感走私”。

“不争”的个性,也影响到他一生从事翻译工作,特别是选题。在同代翻译家中,他对现代实验文学,属于热情偏低的一类。同样,他也不愿染指技术上没有把握的作品。做为托马斯·曼的早期汉语译者(50年代就翻译了《布登博洛克一家》),在80年代相对开放的时期,他却没有接受《魔山》的挑战。他更心仪的作家,是那种叙事方式相对传统,情节完整,人物形象清晰的一路,比如英国的格雷厄姆·格林、萨摩赛特·毛姆等人。游历英国时,他和前者还有过一些交游。

也正因为如此,他对当时遭文学界打入另册的类型小说,一直给予圈内人少有的重视。他甚至编译过一套西方惊险小说丛书。否则雷蒙·钱德勒这样的作家,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时间,还要不知再晚多少年。中国当代小说技术上的不成熟,很难说和作者们对于类型化叙事的陌生,没有关系。但在80年代,他们的兴奋点集中在怎样快捷地拿分得点。翻译家们也是一样。受到业内更多关注的,是开启了寻根写作风气的魔术写实主义,和美国南方小说,当然还有法国新小说等。

傅惟慈的文学影响,更多实在文学圈外。具体来说,是来自两本全然不同的作品。一是毛姆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。这本书大体划定了中国文艺青年的想象域,乃至由此而来的生活方式。再就是,做为乔治·奥威尔的《动物农场》的译者,他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非理论化的资源。当然,这些说辞多属事后总结。

傅先生家是当年北京的主要的几个“文艺沙龙”之一,很多年轻人喜欢那里聚会,比如诗人多多、贝岭,还有小说家马建。当时的北京远不像今天这样开放,假如你的衣着发型入时,而且和西方人交往,一些社会基层组织便有足够理由对你实施监控。尤其是在1983年清楚所谓“精神污染”的尖峰时刻。由于翻译工作的保护,加上有子女婚姻涉外,傅先生家有了接触外部世界的更多理由。那个时候,除了对于外交外贸界的官员,多次游历欧洲是极罕见的事。最近十多年,因为各种原因,当初的聚会成员,大多不再露面。

傅先生的游踪,几乎遍及欧雅大陆。记得他直到七十多岁,还骑着自行车,在埃及沙漠中观景。做为具有相当水平的业余摄影家,他留下了大量照片。后来随着年事日增,他的旅行渐渐退入想象领域。所幸他还是一个硬币藏家,在摩挲藏品的同时,可以不时重温那些附着在精致铸纹中的知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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