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看过一本科幻小说，故事用第一人称叙述，口吻是个书呆子型工科男。小伙子靠修理时光穿梭机谋生。出于好奇，每回提供维修服务后，他都会跟踪顾客的去向，看看他们用时间机器干什么。最神的一幕，是一个老太太的超光速座驾，围绕个一个固定的时空坐标点不停地打转，就像一个原子核外的电子。这是我见过对于怀旧最有创意的的描写，也最有技术含量。我们这种虚妄的动物，永远纠缠着既往人生的某个章节，不管整个故事的情节早已急转直下，都该收场了。

怀旧这个说法的字面意思是乡愁，是一种类似忧郁的心理状态。十七世纪末，一个瑞士医生发明了这个概念，当时也叫“瑞士病”。早年间，当雇佣步兵帮欧洲各地贵族打仗，是很多瑞士男人的谋生手段。直到今天，梵蒂冈那些头戴老式盔帽的卫兵，还是瑞士人。这些来自阿尔匹斯地区的山民，驻扎在国外的平原地区会感到不适，于是痛切怀念故土。当时的医学甚至以为人的体内有一块乡愁骨，专司此种情绪。

既然是心理现象，也就免不了主观成分。同一段既往历史，不同人追述起来，经常像是在说不同的世界。年轻时听一个前女友的母亲，描述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民风如何朴厚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等等。我不知道她的回忆，究竟准确到何种程度，但她至少没有因为那些美德，就从纽约搬迁到巴塞罗那去。至于国内很多改革开放之前如何如何的说法，更是扯蛋。

所以怀旧这件事，最只能想想，说说。王莽那样动真格的，自古就没出过几个。鲁迅还是谁这样议论过：复古者们渴望重温的，绝非唐尧虞舜治下的黄金时代，而是他们能够记起来的某个时候。比如文工团过气的歌姬舞男，看见如今那些小浪蹄子在媒体上得瑟，一颗颗久未润泽的老心，又怎能不铿然脆裂——就那也叫艺术？列籍教坊司，又怎么能不比在酒吧驻唱高尚？

但怀旧乃人之常情，本身无可厚非。有个因素或许影响到这种感情的强烈程度，即脱离过去生活的方式，究竟是温和还是激烈的。比如说，你通过某种正常渠道生活在国外，一旦动了故土之思，只要日程允许，买张机票就可以回到老家看看，大可不必一面剖白输诚，一面还要诅咒自己那点儿可怜的自由。当一个人的政治面目，被自己描成一张大麻脸，继续扭捏在历史的镜头跟前，一定很不上相。

个人如此，社会亦然。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演化，基本就是一系列灾变、断裂的串烧，各节之间的材质、酱料互不搭调。这个社会的激烈变化多由直接间接的外因促成。这个“外”，不但是空间的，更是时间的，有点儿像施瓦辛格的《终结者》那样，人们的生活被来自未来的敌人侵扰了。前不久去过一次颐和园，当时想到一个问题——眼前这片古迹，真有那么古老吗？

1895年，达尔文已经做古；铁路已经开始大规模建设；汽车、机枪、潜艇、联合收割机已经发明应用；英国海军已经装备“无畏”级战舰；伦琴已经发现Ｘ射线；梵高已经在普罗旺斯的麦田中自戕；现代摩天楼的雏形已经在芝加哥出现。就在这座末世王朝的行宫中，就已经铺设过游乐用的小型铁道，湖面上还行驶过用蒸汽机提供动力的游艇；有位女官甚至曾在欧洲师从邓肯。学过跳舞。也就是说，在同一个物理时段中，存在着另外一些人，生活在另外一个“文化时间”里，他们社会的知识和我们完全不同。

现代文明的后来者，会有一种发展的急迫性。一个人出身越反动，就越更容易假积极，就像屌丝效法一个又一个成功的高富帅，但信息的不对称，让学习过程充满捉襟见肘的窘态。当年有一种职业，是为进口电影配音，类似日本的声优。在大家都没见过世面的苦逼年代，于是他们的声音成了隐喻，指涉着国人想象当中文明而现代的西方。那种“外国好声音”正是今天很多人缅怀，追忆的对象，因为他们比洋人更像洋人。

不难看出，怀旧这件事多不靠谱。比如很多人认为“八十年代”对于中国文化，就算不是黄金时代，也是白银时代，后来的发展纯属庸俗堕落。做为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本人对此十分莫名其妙。假如免费的时间机器就在眼前，我不知道有谁愿意返回那个买一根油条还要粮票，申请护照要审查三代，隔三差五还要发动一次清污、严打的时代。

有人说那时候的文化等级比较高。还是做为过来人，笔者无意对此刻意贬低——毕竟也是那个时期经历了第一次恋爱，第一次出书，第一次亲履西方文明中心——但我实在没法把老土说成高级。当年认识一个小流氓，没事喜欢跑到我那里，要我放古典音乐唱片让他听。他的最爱是莫扎特的室内乐！后来有了邓丽君，那小子立刻忘记了莫扎特是谁。后来无非多了一种选择，而且适合他的口味。

当时的选择极端缺稀，就算买本索尔仁你琴，看个《现代启示录》，也得凭内部票证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家得有人至少达到副部级。究竟哪个时代稍许公平一点点，不问可知。老人怀念青春可以理解，但把自己昔日率先踏上西贤肩头而扩展的视野，说成天国的景观，则纯属精神大小便失禁。中年危机很容易闹成老年痴呆。

当时我自己正混迹在一群称之为“无名画会”的地下艺术家中间。1974年，这些做为我长辈的年轻人，为纪念印象派100年，私下组织了一次私人性质的画展，地点就在白塔寺附近一座公寓楼。当时文革还没结束，这种事可不是开玩笑。一旦有人告发，抓去劳改算是轻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整个事情显得很酷。从此我根深蒂固地接受了一个信念——真正牛逼的事，都是犯法的。

最近香港亚洲协会有一个他们的展览。消息是从《经济学人》看来的。这是他们的作品首次在一家重要机构展示，因为他们不善交际。进入八十年代，很多人以为社会管制既已松动，他们的才华也该为人所知了。然而不是。随之而来的机会，属于一些更有公关才能的人。他们游走于体制内外，出入各国使馆，不时有一些颇遭侧目，但实质无伤大雅的言行。于是我们见到一批为社会文化描画发展蓝图的知识分子，兼出国油子。

也就是说，整个故事早已开始。当文革仍如火如茶，我们已经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彻底决裂，同时和西方国家站在历史高度求同存异。七十年代，北京王府井开了一家瑞士表店，超时空的橱窗和室内设计，让饱经运动摧残的苦逼们不敢进门，好像那是一个采光明媚的黑洞，会把你吸走。当时最贵的手表是欧米茄（劳力士、江诗丹顿都没听说过）。我一直认为Ω这个字母属于瑞士语——俄语、日语、法语、英语之外的第五种外语——说这种语言的人，一定不会喊口号。

对西方文化传播的管制也在放松。在一些特定人群中，“内部”消费西方文化产品，甚至成为性感的身份标志。虚荣性的消费必然导致传播，并成为催生地下文化的营养基。这样的溢出效果，一定出乎始作俑者意料。

到了八十年代，一切顺理成章地更家普及。某些地下前卫运动中较为温和或平庸的成员，也在被体制有条件接纳。他们反复引用几句理论格言，说些散装洋文，就像当时一部叫做《新星》的电视剧中描写的那样，十分便于记忆和包装。至于一些刺儿头们，则就此消音。八十年代的中国仍带有短缺社会的强烈痕迹。它的文化状况就像我们学校食堂的包子——连咬两口没馅儿，到第三口已经过去了。很多欲望只好在想象中获得替代性满足。现在一些人回首当年，管那叫做精神生活。

进入九十年代，体制化的速成先锋初入市场。而在更为边陲的文化空间，穿越、混搭、恶搞，这些噱头正在被调制。一切早已有之，只是传播方式变了。传播方式即信息本身，这句格言我们都会背。至此，文化艺术领域的小小犯法，最多只算茶杯风波了。一切没有更好，也没更坏，内在逻辑依旧，方式略有不同。不同之处还在于，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时段到了尾声。

今天很多人对于八十年代的恋恋不舍，更多不是出于文化趣味，而是道德担忧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之类的感慨，古已有之。这种调调响彻在历史的每一个拐点。有朋友说中国当今的文化状况，一言以蔽之曰：农转非。难怪眼下的文化英雄们，基本都是城乡集合部的精神状态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文化嘴脸就跟电视上的乡镇干部差不多。这一现实本身的最初蓝本，正是八十年代很多人的现代化想象。明乎此，我们还要为他们庆功吗？所以，怀旧不该是所有人的那杯茶。就像诗人蓝波所说：“真正的人生在别处”。十九世纪德国的浪漫派诗人玩过一个噱头，仅一个字母之差，就把“怀旧”这个词，变成了“怀远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