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来真是术业有专攻。电影大师讲起别国的历史，也是想当然耳。直到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和会，确认其永久中立国地位，瑞士也是一个饱经战祸，政治黑啊的国家，并在战时为欧洲列强提供佣兵，否则人们也不会编出威廉·退尔的故事，聊以自慰，就像我们热爱杨家将。至于布谷鸟报时钟，那是黑森林地区（今德国巴登-符腾堡州）的特产，和瑞士无关。

他所说的博尔吉亚家族，倒是确有其事。他们来自瓦伦西亚（今西班牙地中海海岸）。1455年，这个显贵家族的阿尔方索·博尔哈当选罗马教宗，即嘉礼三世，从此和意大利扯上了关系，姓氏也意大利化为博尔吉亚。中世纪的教宗们受教规约束，一般没有子嗣，于是就把教会的要职，委派给自己的侄甥辈。由于教廷的这段腐败历史，西方语言中的裙带关系一词，通常源自nepos（侄子、外甥、孙子）这个拉丁字。

嘉礼三世也没能免俗，他把自己的两个侄子任命为枢机主教。其中之一名叫罗德里戈，后来成了教宗亚历山大六世。至此，博尔吉亚家族权势熏天，并犯下种种恶行，受贿、通奸、乱伦、强奸、投毒、买卖圣职，不一而足。较之历代前任，这位新教宗并不隐讳自己放纵的私生活，并和情妇生养了众多子女。历史上著名的蛇蝎美女露可蕾霞，就是他的私生女。

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中，最出名的是切萨雷·博尔吉亚。此人仪容俊美，31岁盛年便战死沙场，生前纵横亚平宁半岛，死后留下数百年骂名，也算得上一代枭雄。他也有个好名字；切萨雷正是凯撒的意大利语读音。他在创纪录的17岁，成为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。但他志不在于牧护人们的灵魂。23岁那年，他再次打破历史惯例，自动请辞教职。当日，法国新即位的国王路易12册封他为瓦朗蒂诺瓦公爵。

当时正值第一次意大利战争，整个半岛成为西班牙、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争霸的舞台。当时的意大利并不是政治实体，邦国林立。米兰公国、拿波里王国、威尼斯共和国、费拉拉王国、教皇领地等各据一方；仅托斯卡纳地区，就分割为锡耶纳、卢卡、佛罗伦萨，三个共和国。诸侯之间合纵连横，又在威胁利诱下彼此叛卖，如同春秋无义战的西洋版本。对于列强，意大利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。

在教廷和法国的支持下，切萨雷·博尔吉亚率领四千多人的雇佣军，讨伐教皇领地境内的割据势力。初尝胜果，他又做为教皇军统帅，挥兵南下，并取得围困拿波里的法军指挥权。他一度雇佣当时的奇才雷奥纳多·达·芬奇，为他设计并督造城防工事。此人行事果敢，机诈权变，睚眦必报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且富军事天才。正是在这个强人身上，一些睿智之士看到野蛮人奴役下的意大利，获得解放的希望。

1502年末至1503年初，一位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，被派驻罗马的博尔吉亚宫廷。此人便是尼科洛·马基雅维利。马基雅维利对切萨雷·博尔吉亚的政治手腕大为欣赏，并不断写信，向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谈论此人。但好景不长。1503年，他的父亲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去世。有谣传说他误饮了为对付政敌准备的毒酒。果真如此，倒也算是报应不爽。

失去庇护后，切萨雷·博尔吉亚遭到敌对家族清洗，并失去所有领地。几经辗转，包括越狱、流亡，他最终投身纳瓦拉王国（今西班牙北部）的军队，并在1507年的维亚纳战役中阵亡。在《君主论》一书中，马基雅维利以他为例，说明统治者独立的必要，因为权力这东西，易得则难守。切萨雷·博尔吉亚的权力来自裙带关系，一旦这种关系发生变化，他权力基础就显得脆弱不堪。

反之，一个推翻现有君主爬到权力顶峰的统治者，守业能力则强悍的多。在成就霸业的道路上，他已经清除掉可能的敌人，受益而非受制于盟友，并靠一己之力，赢得军队的效忠、臣民的拥戴。而这一些，最终要靠武装力量来维持。一个称职的君主，必须敢于亲冒箭矢，和任何敌人刀剑相向。他应该经常狩猎，既能保持弓马娴熟，又能熟悉未来战场的地势。他还要熟知古往今来的战例，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。

如果这些品质太过理想化，那么构建深沟壁垒，也不失为值得推荐的次佳方案。关于防御工事，他的心得同样不少。那毕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，奇思异想层出不穷。达·芬奇就曾认为，碉堡应该多由弧面构成，以使进攻一方的火炮形成跳弹。这一设想甚至影响过现代坦克的装甲设计。这个饱经战败耻辱的民族，对于防御一定别有一番见解。直到今天，典型的意大利足球阵型，卫线之后总会再设一名清道夫。

马基雅维利从不讳言权力的暴力基础。毕竟，他生活在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；依靠工商业致富的意大利城邦，不时沦为外国势力的俎上鱼肉，而生产，交易和积累的效率，永远比不上掠夺。所以不用奇怪，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意义，几乎没有纳入他的视野。就这个意义上说，他仍然是中世纪文化的产物。他也是当代愤青们的精神鼻祖，参透人类世界部分本质的同时，也看偏了这个世界。

站在现代政治伦理的立场上，马氏学说当然不足为法。他告诫统治者，仁慈和慷慨只能激发臣民的贪婪；要勇于背信弃义，如形势需要，动用任何残暴手段，都应在所不惜。此类政治原则付诸实践的后果，我们这代人并不陌生。然而阅读其著作，却仍有特定意义。那就是中和当代人浅薄的乐观主义、进步进步主义历史观。但也仅此而已。这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，不能解释全部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。

1494年，随着皮耶罗·美迪奇遭到放逐，美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60年统治告一段落。同年，马基雅维利进入政治生活，主要从事外交事务。1503至1506年，他转而负责共和国的城防及民兵建设。当时意大利各邦通常不设常备军，战时则招聘雇佣军。马基雅维利认为他们为钱而战，朝秦暮楚，政治上极不可靠，并把意大利积弱的现实，归因于军事上对于这些职业军人的依赖。同时他认为，比起雇佣军，向盟友借兵打仗更加危险。这些援军拥有更好的组织和指挥，一旦反客为主，则极难辖制。

如果不能组建一支常备正规军，他宁可从城邦子弟中招募民兵。他认识到，军事训练是一种强化公民认同感的手段——不但武装起来的人们会形成一个整体，军阶制度还有助于压制人群中的不服从倾向，让有威胁的人通过晋升和奖掖，变叛逆为效力。这是一种特殊版本的爱国主义，其基本依据不是情感，不是伦理，而是现实政治的需要。它意味着，一旦国家安全或利益需要你做出选择，你所要考虑的，绝不是这一选择的是非善恶，因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道德准则。政治学家列奥·施特劳斯曾把这种爱国主义称之为“集体性的自私自利”。

马基雅维利在军事上取得过有限的成功。1509年，他指挥市民军击败比萨。然而三年后，美迪奇家族借助西班牙军队反攻佛罗伦萨，他们显然不是对手。在普拉托要塞，四千民兵遭遇五百食不果腹，又被拖欠军饷的西班牙兵，居然未作抵抗，便旋踵作鸟兽散，就像遇上韩国人的中国男足。

马基雅维利被迫下野，而且遭受酷刑。但他并不计较个人恩怨，反而又把统一意大利的希望，寄托在城邦新一代的统治者，朱利亚诺·美迪奇身上。结果所托非人。那是一个优雅、孱弱的诗人，好与骚人墨客为伍，而且早夭。当代英国传记作家克罗宁曾这样评说：马基雅维利想把朱利亚诺·美迪奇变成第二个切萨雷·博尔吉亚，其中的难度就像把约翰·济慈变成007。

马基雅维利说到最后是个文人。他所鼓吹的政治现实主义恐怕也是书生之见。自古以来的肉食者，各个都是远比他更为彻底的马基雅维利份子，轮不到他哼哼教诲人家应该怎么干，可以怎么干。人家的拳头从来就是瞄准对手腰带以下部位去的。道破权力厨房的秘密，徒增人厌而已。

失势后的马基雅维利在隐居中写作。《君主论》之后，他又写出《论李维》，通过评述罗马史家李维的《罗马建国史》前十卷，阐述共和政体的公意基础及优越性。说到最后，文艺复兴是一个崇尚古风的时代；当时的政治思想，也经常是古代世界的回响。

这部著作暴露了他的共和主义分子本色。他似乎意识到，要想把那些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的庸众，改造成不畏牺牲的爱国者，就必须把独夫的君权，扩大为国家的主权。他明白君主夹在人民和贵族之间、避免偏袒一方的非议，只能设置中立的裁判机关。他还指出：把人民所犯过失和君主的过失稍加比较，便会发现人民总会做出正确的決定。他最后得出结论，当宪章同时承认君主、贵族和人民的权力时，三者自会相互监督，彼此制衡；而一个治理良好的共和国，无须诉诸宪法以外的政治手段。

将近十年，他隐居乡野但心怀魏阙，然而始终没有恢复公职的机会。当时主政梵蒂冈的是良十世。他是画家拉斐尔的保护人，爱好风雅，口味精致，哪里消化得了《君主论》那种恶狠狠的政论。直到美迪奇新任当家儒略矢志改革，而且当选为教宗，称克莱芒七世。他决定起用过马基雅维利，命其撰修佛罗伦萨史。书成，赐120金币，允其参与军政要事，直到1527美迪奇家族再次失势。

恢复共和后，马基雅维利希望继续为国效力。由于美迪奇家族复辟期间，他曾有附逆行为，于是弃而不用。生逢乱世，没人要你爱国，只要你效忠。我们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只是我们欣逢盛世，所谓爱国，只要表表态，有个立场就行了。马基雅维利没有冯道式的手段，或者运气，最后郁郁而终，享年58岁。

在我们想象中，马基雅维利是个满脸旧社会，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，好作忧愤之词。其实在他生前，却是以编写风俗喜剧闻名佛罗伦萨。那些偷香窃玉的通俗故事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浮华和堕落，也为他赢得过不少观众。这比喜剧更喜剧，让我想起列昂·卡瓦洛的歌剧里，那个强颜欢笑的丑角。也许几百年后，人们谈论起21世纪初叶的中国，说那时候有个空前绝后的政治学巨人，叫郭德纲。谁知道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