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软实力不是软的实力

回到北京,见到《天南》主编欧宁。这位当红的文化策划人告诉我刘小东的新作展《在和田》值得一看。我对欧宁的兴趣,最早来自他主持的“碧山村计划”。他和一批文化界的同仁,对于传统农耕生活方式,及其相关文化的复兴介绍,在这个病态城市化的中国社会,自有其特殊意义。

该展安排在百子湾的今日美术馆,其中的作品延续了画家继《三峡系列》之后,持续多年的“现场绘画”方式。据策展人侯瀚如介绍:2012年夏天,刘小东带领他的团队来到新疆和田,用绘画记录当地采玉工人的生存状况。由于和田玉在汉族地区的古老盛名,这里的矿源已被过度开采,频临枯竭。据说当地的于是行业正转向使用其它产地的,质地较差的玉料;开采已经逐渐让位给交易。然而,玉工沿河劳作的场景至今可见,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画家呈现的对象。当地的风沙天气,或许带给这项工作一丝古生物学家野外作业的历险色彩,也给某些画面的质地造成了影响。

在画展开幕式后的讲座上,刘小东强调了这次写生活动在选址上的偶然性。画面中的人物除着装之外,几乎没有汉族人,应该还有掌握更多文化发言权的西方人,通过想象而早已熟悉的那种浪漫化的异域风情。这样的贫瘠场景,通常会引向一个与浪漫相对的概念,也就是现实。

这种对于现实感的诉求,在刘小东的作品中并不罕见。或者说,这就是他的品牌标识。这种个人作品展出,我在北京至看过两次,很巧,都是刘小东的。这也纯属偶然。上一次是1990年。对文化活动来说,那可不是一个温暖的季节。记得当初告诉老友张弛,当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梵高年。这位老兄当即从中嗅到机会的味道。他以此为由头,联系到西单的民族文化宫,居然获得当局许可,从而策划了刘小东的首次个展,还找来荷兰驻华使馆文化处提供支持。

由于这层关系,我被招呼到画展现场凑热闹。当时看到很多画幅很大的人物。全部都是凡俗日常人物。当时还是一个抽象画风十分强势的时代,至少在官方色彩较少的艺术家中间。而且你也不会看到当时已在暗中酝酿的,泼皮现实主义那种,刻意针对正统意识形态,半真半假的打情骂俏。这些都让这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显得与众不同。他的画风让我感觉到卢西安·弗洛伊德与俄国巡回展览派的某种交集。前者对他的影响至今可见。对比一下两人的自画像,感觉尤为清晰。至于后者,应该和他在中央美院的训练背景有关,而且更多不是表现在技法方面(较之他的俄罗斯前辈,比如苏里科夫、列宾,他的画面叙事性是反情节、反戏剧效果的)。那种训练似乎还觉得了他观照现实的态度。

多年后的刘小东,已经是中国艺术圈的一线角色。这些都是通过媒体知道的。几年前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,看到他的一幅人物画出现在朱文或是徐星一本小说的封面上。后来有了拍摄成纪录片的《三峡》。除此之外,展出还包括了一些画家在和田的日记,以及照片。有些照片像格尔哈特·里希特那样涂画过颜料,成为另一种跨界作品。显然,画家的野心已经超出一方画面,开始追求更为全息化的表达方式,就像19世纪的德国人所说的“综合艺术体”。本来艺术都是综合性的。铭文不会脱离器皿而存在;碑刻,壁画也只能是建筑物的一部分。更不要说戏剧、舞蹈。关键在于,其中的任何部分,在其被单独抽离之后,是否仍然具有独立的意义。

由此产生的结果,是把一个画家的野外写生,变成了一个项目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意,也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部分。对此,本次计划的联合策展人欧宁,出于其特殊的文化视野,对此做出了贡献。这种综合性有它阐释方面的必要。不像古典时期的油画,其画面反映的,通常是一种文化成员的共同知识。而刘小东这类作品,显然需要经过阐释才能意义。

因此开幕式后有一个讨论单元,称作《在中亚,历史与现实》。这是个让我悚然一惊的话题——在北京讨论新疆地区的中亚特性,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由于近年对于犍陀罗佛教艺术,以及亚历山大东征造成的希腊化进程有特殊兴趣。我认真听完了整个讲座。然而,发言的三位新疆籍作家的话题,几乎没有触及该地区的文化及历史,尤其是与国家主体及周边国家的经济、政治关系;遑论身份认同问题。也许这是受限于几位发言者做为作协官员的身份。反倒是摄影家尔冬强的一批照片,展示了他几次中西亚旅行的沿途所见,为我这样一个从未涉足西域的观众,提供了一些对于该地域人文地理面貌的感性了解。

也是出于同样原因,刘小东从和田带回的这批作品,不能使我十分满意。因为那些画面中记录的现实,必须说是极不完整的。作为一个多个族裔或分隔,或混合居住的地区,新疆的文化政治必有其极其丰富,包含了冲突和交融的性质。遗憾的是,我在刘小东的画作中看不到这些理应极为现实的存在。当然这里有一个取材和选景的技术和形式感问题,但作为一个多族裔交汇的区域,有关新疆的艺术必须表现远为复杂的现实。然而,画家却以日常性的托词,回避了这一点。简单地说,采集那些玉石,总得有个交易的目的地吧。

活动结束后,我走出美术馆。这里是北京过去的偏远郊区,直到九十年代;附近有一个货运火车站,是很多北京居民领取大型托运邮件的地方,如今则是新近建成的,十分高端的苹果社区。傍晚时分,周边布满各式餐馆、酒吧的街道灯火辉煌,表征着这个都城的繁荣生活。如果把和田那些勤苦劳作的玉工视为食物链的一端,这里才是这条经济食物链链的上端。

几天后,我来到三里屯的书虫咖啡馆。那天晚上的讲演主题是“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”。讲演者除了上面提到的《天南》主编欧宁,还有文学杂志《渐近线(Asymptote)》的编辑,以及人民文学的英文版《路光(Pathlight)》编辑刘欣。到处听众也是一些以英语为母语,以及通晓英语的西方人,以及少数我这样的本地人士。根据介绍,《渐近线》是一些秉持文学理想的年轻人操办的,把不同文化背景和语种的文学作品,翻译成英文,介绍到英语市场的的非营利杂志。而《天南》早已经是中国最成功的汉英双语文学刊物。近年来,其主编欧宁频繁出现在多种国际交流场合,包括和英语世界最权威的文学杂志Granta新任主编公开对话。

我最关心的是《路光(Pathlight;和People’s Literature缩写一致)》。这是我早年曾经长期合作的《人民文学》的英文版。当然这未必是官方说法。会场上,该刊编辑刘欣谈到了中国作协(《人民文学》是中国作协机关刊物)“走出去”的既定政策。所谓“走出去”的所指,就是把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际上没,也就是那些使用西方主要主要语言的国家。据刘女士介绍,该刊资金充裕。据不愿透露身份的合作者介绍,该刊每年有40至60万美元支持。对此,刘欣介绍说:《路光》杂志目前有外文出版社出版,通过亚马逊、三联书店,以及书虫书店发行;其目标读者为不懂中文的西方读者,包括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西方学者,如汉学家等。

会场上,刘欣女士介绍说,她的杂志不像欧宁的《天南》那样,介绍众多其他国家的当红作家,包括诺贝尔以及其他重要奖项的得主。她的作者大多来自本土,包括少数港台作家。目前该刊除亚马逊网售之外,也通过三联及书虫零售。他们设定的读者群主要包括汉学家和对中国感兴趣,但不通汉语的西方人士。这种运作的背景是,对于很多西方人,中国目前如此火热。于是他们也希望了解中国的文化,包括文学。为此,中国作协投入了可观的资源,向国外,主要是西方主要市场,推行国内当代文学,也就是所谓的“走出去”。最近,一位欧洲的文学经纪人告诉我,作协甚至采取类似倾销方式,向一些国家的出版商提供免费的作品版权。

这样就要回到一个关于所谓“软实力”的老生常谈。通常认为,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定与其硬实力成正比。然而,这件事情上的反例是很多的。简单的例子: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,江户时代的浮世绘被视为废纸,于是当作出口欧洲的货品的包装材料,走出国门。结果那些包装纸被莫奈、梵高之辈视若拱璧,接着影响了西方不止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气。还是日本,他们的漫画真正被全球接受,也正是发生在他们“失去的二十年“。16世纪时,威尼斯共和国已经进入衰落期,然而正是此时,那里产生了贝利尼兄弟、乔尔乔内、提香等艺术大师。美国19世纪末期,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首位,但他们的文化影响力呢?

最近在杭州一次会上,和一位年轻的新华社记者小有争议。当时谈到纽约时报广场上的新华社广告。任何人都知道,那是要花费巨资才能办到的事情。然而所图又是什么?那位记者说,无数公司竞相出资,参与他们的纽约项目,所以他们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。然而就我所理解的商业行为,应该是他们通过广告,把自己采编的新闻卖给《纽约时报》,或是《华尔街日报》。否则谈什么商业?那叫拉赞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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