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的谈话，继移居巴黎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再次拨动了中国文坛那根脆弱的神经。毕竟，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仅靠三言两语，就描画出一个国家文学的完整面貌。

一些国内媒体在转述过程中的断章取义，则把事情弄得愈发面目全非。接受本文约稿后，我查对了顾彬访谈的全文。即便如此，我仍发现他的某些看法十分武断。比如他把中国文学令人沮丧的现状，归咎于作家们对外语学习的忽视；比如他认为中国诗歌可以“活”在德语译文中——至少我仍然相信，诗歌正是翻译中失去的那部分东西。

中国作家的任务是用中文写中国人的经验和想象，会不会外语，应该没那么重要。学会了当然也好。这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，对当事人的写作未必会有多大帮助；不良影响自然也谈不上。总不能说一个网球手技艺低于同侪，是因为他不擅长高尔夫。我觉得对外国事物的熟悉程度，更多影响的是一个人写作的对象和情调，而不是基本品质。缪斯只看中膜拜者的两样品质——诚恳和天赋。

如果说中国的文学从业人员应该学习外语，那首先是编辑和评论家，而不是创作家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些言必称德里达、詹明信的新潮人士。现在一提外语，约定俗成指就是西方现代的强势语种，我觉得如果有谁能说阿富汗语、克罗地亚语或是斯瓦希里语，倒是显得蛮酷的。外语这东西毕竟太难，要学就得花功夫；半瓶子醋的语言知识，往往是洋奴的随身行头。文人饭局上的那些“散装”外国话，难道还没让我们受够吗？

我不懂德文，对顾彬的翻译成就不敢妄论，也不敢想象那些中国诗歌“转世”到德语世界后的新生。差不多一个世纪前，不就有几首唐代短诗“移民”到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的德语歌词里，其中一两首，至今追查不出汉语本尊？当然那些诗是通过埃蒂特·戈蒂耶（诗人戈蒂耶的女儿）的《玉经》转译的，算不到任何汉学家的账上。

顾彬教授的最大疏失或许是统计方面的。他声称德国汉学界翻译了中国全部有价值的作品，这种说法不仅武断而且傲慢。仅举王小波为例，他的作品便至今没能进入德国的图书市场。至于国内最富活力的青年自发写作。那些作品通常发布于互联网，而不是刊印在《收获》、《人民文学》上，更难进入国际汉学界的视野。

受限于多数人的语言能力，国际间的文学传播往往通过翻译进行。西方人有着漫长的翻译历史。根据我的有限了解，远在罗马共和国末期，雄辩家西塞罗便有过关于翻译论述，虽然当时的翻译，更多被视为修辞和文法训练的一部分。11世纪十字军攻克托莱多，大量古代希腊文献开始经由阿拉伯文转译成拉丁文，而苏菲派神秘主义诗歌也从西班牙传入欧洲。这一来自回教世界的影响，导致了游吟诗人对骑士之爱的歌咏，而后者，又直接影响了后来但丁的理论和诗歌写作。当欧洲各主要方言发展为成熟的民族书面语言后，翻译更加成为交流的必须。

任何翻译都会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。所以我把翻译分为两种：一是从高端到低端，一是从低端到高端。前者为仿效强势语言作家提供范本，而后者更像人类学知识采集。不幸的是，现代汉语不是国际文学市场的硬通货。抛开种种政治、经济因素不谈，这是一种过于年轻，而且并非自发的产生文学语言，所以我们拿不出普鲁斯特或者卡夫卡供外国人模仿。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就更别提了。要知道罗马尼亚、斯洛文尼亚这样的小语种，早在1830年代，就已经拥有了成熟的诗人。

在最近的一次德国当代文学讨论会上，小说家徐星也提出过类似看法。所以，顾彬这样一个曾引领很多中国作家摆脱外省地位，进入国际文学共同体的权威人士，对中国文学提出一些不大“文学”的要求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以前我们自己译介外国文学时，也有同样问题。安徒生童话在中国最出名的，是《买火柴的小女孩》；而评价最高的美国作家，则是苏联老大哥钦点的杰克·伦敦。

据《南方周末》记者王寅介绍，顾彬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，领导编译过多卷本《鲁迅选集》。虽然他在鲁迅的作品中发现了“忧郁”，这样一个颇带浪漫主义气质的审美范畴，却又把鲁迅的伟大之处归结为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情批判，即反思中国文化的“吃人”本质；这种文化上的“吃人”现象，不但发生在传统中国，而且发生在现代中国。

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说法。就本人对历史的粗浅了解，中国传统文化至少不是一种食人生番的文化，否则它不可能伴随一个民族绵延生存几十个世纪。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，所谓现代性的到来，至少没能减少发生在中国的暴力和杀戮，否则20世纪的中国应该会有一段远为温和的历史。

这就像德国人反省自己的历史过失，也大可不必追溯到《尼伯龙之歌》那里去。哪里个民族没有几个打打杀杀，装神弄鬼的老故事？因为法西斯主义恰好是一种极端反传统的现代化思潮，否则无法解释与其相关的政治实践，何以会在一些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发生。很多祸患实在赖不到文化的头上去。举德国今天的光头党和新纳粹为例，那些红脖子老粗能有几个人跑到拜罗伊特，看过瓦格纳的戏？

鲁迅我所知不多，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。假如把他的很多随笔贴到博客上，应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。和很多读者一样，他的作品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文化上的自我憎恨，以及随之而来的超越冲动。这恰好让我联想到一些经典的德国作家。谦谦君子歌德说过这样极端的话——应该把德国人遣散到世界各个角落，既是为了充分培养他们的内在美德，也是为了其他民族的福祉。将近一个半世纪后，这句话又被托马斯·曼在美国的一次讲演中引用过。

当然，说出这种话的都是德国知识精英，他们是康德的精神嫡裔，是崇尚启蒙思想的泛欧主义者，但他们似乎没有提到，酿成德国历史惨剧的民族主义狂热，恰好就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冲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。这种惨剧在德国发生过，在伊拉克发生过，在俄国发生过，在土耳其发生过，在日本发生过，在中国也发生过。假以天年，我不敢想象鲁迅会做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，按照他的那个文化逻辑。单靠忧郁是不够的。尼采也很忧郁，三岛由纪夫也很忧郁。

当然，顾彬教授对法西斯主义充满了可贵的警惕。这从他对那本叫做《狼图腾》的通俗读物的评价中看得出来。我知道那是来自一个有过惨痛历史的民族的知识分子的善意提醒。《狼图腾》那本书我在书店翻过。唯一的印象是，你完全可以把每个以狼为主语的句子，替换成党卫军或是红卫兵。狼文化——假定狼有文化——的特征不是它的攻击性（虎豹更有攻击性），而是其湮灭个体意志的集体主义精神。

自从梁启超写出那篇半文半白的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，中国作家们就总是纠缠于一些达尔文主义的无聊问题，好像靠他们的几本小说就能把中国引向超英赶法的现代化道路上去。中国文学就是从那时候起，变得没劲的。因为作家们热衷把小说变成“大说”，用拗口的书面白话文，图解他们对文化、历史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的幼稚想法，以为非如此，不能加入那个世界现代文学的共同体，就要被开除世界文化的“球籍”。

倒是鲁迅，很早就看出那个想象中的世界不是“平”的。他翻译过一些小语种作家的作品，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平等观念；更重要的是，他知道文学成就和作家所属国家的国力强弱没有直接关系。这是他见识上的过人之处。

早在1827年，歌德就曾这样宣称：“民族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无谓的概念，因为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，而每个人都应为此而努力。”19世纪，不止一个德国人说出过这种气象恢弘的话来，比如席勒那首由贝多芬谱写成合唱的《欢乐颂歌》，以及卡尔·马克斯那句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。

180年后的今天，歌德的预言远未成为现实，至少在欧洲之外。当初，这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提出上述论断的根据是，翻译家们将在不同语言之间，成为各民族观念的调停人。而现实却是，翻译家们这场文化地缘政治游戏中扮演的，不仅是调停人，而且是他国作家文学成就的裁判员；在翻译家的背后，还有出版商、评论家等等。他们共同决定了哪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可以被翻译，出版，评论和阅读。

文学交流不仅仅是一个彼此阅读的过程，它还涉及到交易，而文学作品的价值，而且极大一部分价值，就是在交易当中实现和增长的。在这一符号经济活动中，作品——它只是作家“码”的一些字，而字本身是不值钱的——的价值需要通过作为权威的中间人的认可来实现，否则很难从读者那里兑换出什么来。这些认可来自文学奖，或是外国文种的翻译。

于是作家们就会在简历当中，强调自己的作品曾被翻译成若干种外国文字，介绍到境外；而那些外国语言的排列顺序，几无例外地写成英、法、德、瑞、意、荷、日，等等。为了加入那个叫做“世界文学”的交易场，作家们声称自己的作品在国内被禁，或是不能完整地发表，因为他们反抗官方体制，或代表少数族裔，或是最后的波西米亚人，虽然这些说辞大多不堪深究。比如我始终不懂，一本禁书如何能够畅销。总之，你得给自己设计出一个弱势然而“性感”的形象。

有交易就会有竞争。如同汽车、软件、手机或香水，文学的市场同样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丛林。那些竞争中的失意者，大多站在维护所谓“纯艺术”或是本土文化的立场上，指责权势者的无知、短视、流行趣味和政治倾向，不管他们是欧洲的汉学家、美国的中国研究教授还是斯德哥尔摩的诺奖评委，虽说他们的小打小闹无损于任何权势。原因很简单，指责和丑闻从来都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。这至少说明作家们对于体制化权力是何等地看重。他们反对的不是权力，而是同样渴望接近权力的竞争者。

瑞典皇家学院一次次遗漏掉卡夫卡、普鲁斯特、格林这样的大人物，而把文学奖授予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平庸之辈，但这并不妨碍作家们对那块金牌（何况还符赠一张高额支票）愈发虎视眈眈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的机会由此变得更大，而不是更小了，只要你所属的国家或语种至今无人交上这份好运。同时，权势者的愚蠢错误，还给了作家们一个通过怨诉表现自己卓尔不群的机会；他们中的幸运者以此积攒文化资本，在市场上获利，直到获得权势者升堂入室的首肯。这时他们，包括他们的中间人，便有机会说：他们是靠作品本身说话的。也许。作品当然不是哑巴，可单凭若干页白纸黑字的喃喃腹语，公众是什么也听不到的，更不要说不同语种的公众。

在一件事上歌德至今仍然是对的，至少在东西方之间：文学的交流，更多是在国家、族群、语言和派别之间，而不是作家个人之间进行的。不论所谓私人写作的说法如何甚嚣尘上，一个作家总是被当作一个人群，一种文化的代言人被接受和承认的。于是，帕穆克得到诺贝尔奖，其他土耳其作家就更难受到国际性关注；《上海宝贝》在西方市场上一定程度的畅销，也同时剥夺了很多其他“汉语简化字美女作家”的机会。一个纽约或巴黎的出版商，可能从未到过北京或是伊斯坦布尔，可他却知道一本中国或土耳其小说应该包含哪些基本元素。在他内心的存储器里，已经先验地输入了一个故事，只有这个故事，才能在中国或是土耳其，这样的“想象环境”下运行。

这通常是一个关于伤害与获救的成长故事。它可以关于一个人，很多人，或一种文化，但它总要涉及到当事者与西方的相遇；这种相遇总是被叙述为一种启蒙，帮助当事人摆脱传统的困扰，尽管启蒙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困扰，但他总是把当事者引领上一条理性之路。这一启蒙过程的媒介可以是性爱，也可以是科技或艺术，虽然作者在这一自我归化的过程中未必完全自觉。这当然是一种格式化的民族寓言。假如作者按照上述原则写出一个简单的言情故事，我们便得到一本《上海宝贝》，假如作品中还有一些高深的文化讨论，再加上后现代叙事结构，那它就成了《我的名字是红》。

一个学过时髦理论的评论家，很很可能作出如下诛心之论：帕穆克这部小说的精明之处，在于作者把历史背景设定在十五世纪。当时奥斯曼土耳其新近攻克拜占庭，成为地中海地区的绝对强权，而依赖海上贸易的威尼斯共和国则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。也正是这一时期（即艺术史上的Cinquecento），后者却在艺术上开始取得辉煌成就。

当时麦哈迈德二世，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，希望自己拥有一幅“法兰克式样”的画像，便派使节向威尼斯索要画家。屈服于对方压力，威尼斯总督把大师詹蒂莱·贝利尼遣送到伊斯坦布尔，作为外交上的和解姿态。这一历史事件有案可籍，那幅苏丹肖像去年还在伦敦展出过。至于贝利尼的到来是否给土耳其细密画师带来那种致命的影响，我这样的外行不敢妄断，但从朗世宁在中国宫廷的际遇推想，这种可能性被小说家夸大了。帕穆克的故事似乎在向读者暗示，西方文明即使没有坚船利炮的殖民扩张，也能依靠其纯粹的美学力量对其他文化施加影响。

很多作家可以在国外倍获荣宠，却在本土遭受冷遇（帕穆克当然是个例外）。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福克纳和亨利·米勒在法国比在美国受到更多的善待，而高行健的写作在中国似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。红遍西方各国的《在德黑兰读洛丽塔》（作者甚至为奥迪汽车代言），也是一个例子。虽然我不了解这本书是否曾在伊朗国内出版过。

80年代时，新西兰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女诗人的小说《骨人》。这本书曾经被很多加大书局退稿，然而面世之后，它居然卖掉好几千册，由于机缘巧合，还意外获得当年度的“飞马”文学奖。本书讲的是一个毛利族男孩的成长，他在非正常家庭中受到心理伤害，又在生活中获得拯救。这部小说我在图书馆草草翻过，就个人口味来说，读起来实在痛苦。

“飞马”奖由美孚石油资助，设立的目的是，促进国际社会对于所谓边缘文学的重视。这是当代一些跨国企业扩展区域市场的一种公关措施，而它们推广的边缘文化，通常是以某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文化为单位。今天的全球化运动，似乎更乐于扮演漫游骑士的角色；他责无旁贷地要把诸多“次要文化”，或是“民间文化”的弱女子，从民族国家的父权夫权奴役中拯救出来。比如《骨人》就被看作一部“毛利”小说，而不是新西兰小说，尽管它的作者只有很少的毛利血统。

于是便有了抗议的声浪。很多人抱怨说那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毛利小说。可什么又是真正的毛利小说呢？除极少数人类学专家，外国人（包括你我）对毛利族的知识，也就是旅游片里的图腾和仪式舞蹈。正是这些争议，把这本书进一步推上国际文化舞台。出版后的次年，《骨人》又在英国被授予影响巨大的“布克奖”，并从此成为毛利文学的经典，至今没有绝版。

在中国，不也有很多作家专门热衷于搜罗冷门文化符号，从少数民族的婚配制度到古代的房中术？这些偏门文化的书记官，很难被冠以“作家”这个直截了当的称号。他们就像笑话里那个世界上唯一的玩具钢琴演奏家，他是阐释约翰·凯奇的《玩具钢琴协奏曲》的权威，虽然他最初的本意，也是成为一个不加定语的“钢琴家”。

再插一句：以上种种，并非全是我的看法。这些问题，很多西方学者都曾讨论过，我只是顺便转述他们的观点。我不是学术中人，在专家面前讨论如此深奥的题目，难免班门弄斧之嫌。用德国人的说法就是——带猫头鹰去雅典。

今天，中国作家仍然相信一种乌托邦式的普遍文学。他们只是在加入这场普遍文学游戏遭遇挫折时，才会顺便强调自身的文化特殊性。随时而来的，则是现实政治和阴谋理论。于是他们又把中国文学影响力的有限，归咎于国力的未臻理想和汉学家们水平的低下。可他们忘了，当苏联还是世界老二的时候，除了异见人士，他们又出过多少有影响的作家；与此同时，又有多少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来自弱小国家。

一切好的文学都是关于有趣的个人，而非无趣的集体；强悍的蒙古帝国，就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文学。仅在这一点上，今天中国作家的确应该向鲁迅学习，因为他明白，在最终意义上，人是平等的，一切国家及其文化也是平等的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不能老是那么势利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