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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彬、鲁迅,和我们的世界文学想象(一篇旧文)

最近,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的谈话,继移居巴黎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,再次拨动了中国文坛那根脆弱的神经。毕竟,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仅靠三言两语,就描画出一个国家文学的完整面貌。

一些国内媒体在转述过程中的断章取义,则把事情弄得愈发面目全非。接受本文约稿后,我查对了顾彬访谈的全文。即便如此,我仍发现他的某些看法十分武断。比如他把中国文学令人沮丧的现状,归咎于作家们对外语学习的忽视;比如他认为中国诗歌可以“活”在德语译文中——至少我仍然相信,诗歌正是翻译中失去的那部分东西。

中国作家的任务是用中文写中国人的经验和想象,会不会外语,应该没那么重要。学会了当然也好。这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,对当事人的写作未必会有多大帮助;不良影响自然也谈不上。总不能说一个网球手技艺低于同侪,是因为他不擅长高尔夫。我觉得对外国事物的熟悉程度,更多影响的是一个人写作的对象和情调,而不是基本品质。缪斯只看中膜拜者的两样品质——诚恳和天赋。

如果说中国的文学从业人员应该学习外语,那首先是编辑和评论家,而不是创作家的事情,尤其是那些言必称德里达、詹明信的新潮人士。现在一提外语,约定俗成指就是西方现代的强势语种,我觉得如果有谁能说阿富汗语、克罗地亚语或是斯瓦希里语,倒是显得蛮酷的。外语这东西毕竟太难,要学就得花功夫;半瓶子醋的语言知识,往往是洋奴的随身行头。文人饭局上的那些“散装”外国话,难道还没让我们受够吗?

我不懂德文,对顾彬的翻译成就不敢妄论,也不敢想象那些中国诗歌“转世”到德语世界后的新生。差不多一个世纪前,不就有几首唐代短诗“移民”到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的德语歌词里,其中一两首,至今追查不出汉语本尊?当然那些诗是通过埃蒂特·戈蒂耶(诗人戈蒂耶的女儿)的《玉经》转译的,算不到任何汉学家的账上。

顾彬教授的最大疏失或许是统计方面的。他声称德国汉学界翻译了中国全部有价值的作品,这种说法不仅武断而且傲慢。仅举王小波为例,他的作品便至今没能进入德国的图书市场。至于国内最富活力的青年自发写作。那些作品通常发布于互联网,而不是刊印在《收获》、《人民文学》上,更难进入国际汉学界的视野。

受限于多数人的语言能力,国际间的文学传播往往通过翻译进行。西方人有着漫长的翻译历史。根据我的有限了解,远在罗马共和国末期,雄辩家西塞罗便有过关于翻译论述,虽然当时的翻译,更多被视为修辞和文法训练的一部分。11世纪十字军攻克托莱多,大量古代希腊文献开始经由阿拉伯文转译成拉丁文,而苏菲派神秘主义诗歌也从西班牙传入欧洲。这一来自回教世界的影响,导致了游吟诗人对骑士之爱的歌咏,而后者,又直接影响了后来但丁的理论和诗歌写作。当欧洲各主要方言发展为成熟的民族书面语言后,翻译更加成为交流的必须。

任何翻译都会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。所以我把翻译分为两种:一是从高端到低端,一是从低端到高端。前者为仿效强势语言作家提供范本,而后者更像人类学知识采集。不幸的是,现代汉语不是国际文学市场的硬通货。抛开种种政治、经济因素不谈,这是一种过于年轻,而且并非自发的产生文学语言,所以我们拿不出普鲁斯特或者卡夫卡供外国人模仿。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就更别提了。要知道罗马尼亚、斯洛文尼亚这样的小语种,早在1830年代,就已经拥有了成熟的诗人。

在最近的一次德国当代文学讨论会上,小说家徐星也提出过类似看法。所以,顾彬这样一个曾引领很多中国作家摆脱外省地位,进入国际文学共同体的权威人士,对中国文学提出一些不大“文学”的要求,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以前我们自己译介外国文学时,也有同样问题。安徒生童话在中国最出名的,是《买火柴的小女孩》;而评价最高的美国作家,则是苏联老大哥钦点的杰克·伦敦。

据《南方周末》记者王寅介绍,顾彬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,领导编译过多卷本《鲁迅选集》。虽然他在鲁迅的作品中发现了“忧郁”,这样一个颇带浪漫主义气质的审美范畴,却又把鲁迅的伟大之处归结为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情批判,即反思中国文化的“吃人”本质;这种文化上的“吃人”现象,不但发生在传统中国,而且发生在现代中国。

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说法。就本人对历史的粗浅了解,中国传统文化至少不是一种食人生番的文化,否则它不可能伴随一个民族绵延生存几十个世纪。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,所谓现代性的到来,至少没能减少发生在中国的暴力和杀戮,否则20世纪的中国应该会有一段远为温和的历史。

这就像德国人反省自己的历史过失,也大可不必追溯到《尼伯龙之歌》那里去。哪里个民族没有几个打打杀杀,装神弄鬼的老故事?因为法西斯主义恰好是一种极端反传统的现代化思潮,否则无法解释与其相关的政治实践,何以会在一些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发生。很多祸患实在赖不到文化的头上去。举德国今天的光头党和新纳粹为例,那些红脖子老粗能有几个人跑到拜罗伊特,看过瓦格纳的戏?

鲁迅我所知不多,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。假如把他的很多随笔贴到博客上,应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。和很多读者一样,他的作品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文化上的自我憎恨,以及随之而来的超越冲动。这恰好让我联想到一些经典的德国作家。谦谦君子歌德说过这样极端的话——应该把德国人遣散到世界各个角落,既是为了充分培养他们的内在美德,也是为了其他民族的福祉。将近一个半世纪后,这句话又被托马斯·曼在美国的一次讲演中引用过。

当然,说出这种话的都是德国知识精英,他们是康德的精神嫡裔,是崇尚启蒙思想的泛欧主义者,但他们似乎没有提到,酿成德国历史惨剧的民族主义狂热,恰好就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冲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。这种惨剧在德国发生过,在伊拉克发生过,在俄国发生过,在土耳其发生过,在日本发生过,在中国也发生过。假以天年,我不敢想象鲁迅会做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,按照他的那个文化逻辑。单靠忧郁是不够的。尼采也很忧郁,三岛由纪夫也很忧郁。

当然,顾彬教授对法西斯主义充满了可贵的警惕。这从他对那本叫做《狼图腾》的通俗读物的评价中看得出来。我知道那是来自一个有过惨痛历史的民族的知识分子的善意提醒。《狼图腾》那本书我在书店翻过。唯一的印象是,你完全可以把每个以狼为主语的句子,替换成党卫军或是红卫兵。狼文化——假定狼有文化——的特征不是它的攻击性(虎豹更有攻击性),而是其湮灭个体意志的集体主义精神。

自从梁启超写出那篇半文半白的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,中国作家们就总是纠缠于一些达尔文主义的无聊问题,好像靠他们的几本小说就能把中国引向超英赶法的现代化道路上去。中国文学就是从那时候起,变得没劲的。因为作家们热衷把小说变成“大说”,用拗口的书面白话文,图解他们对文化、历史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的幼稚想法,以为非如此,不能加入那个世界现代文学的共同体,就要被开除世界文化的“球籍”。

倒是鲁迅,很早就看出那个想象中的世界不是“平”的。他翻译过一些小语种作家的作品,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平等观念;更重要的是,他知道文学成就和作家所属国家的国力强弱没有直接关系。这是他见识上的过人之处。

早在1827年,歌德就曾这样宣称:“民族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无谓的概念,因为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,而每个人都应为此而努力。”19世纪,不止一个德国人说出过这种气象恢弘的话来,比如席勒那首由贝多芬谱写成合唱的《欢乐颂歌》,以及卡尔·马克斯那句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。

180年后的今天,歌德的预言远未成为现实,至少在欧洲之外。当初,这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提出上述论断的根据是,翻译家们将在不同语言之间,成为各民族观念的调停人。而现实却是,翻译家们这场文化地缘政治游戏中扮演的,不仅是调停人,而且是他国作家文学成就的裁判员;在翻译家的背后,还有出版商、评论家等等。他们共同决定了哪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可以被翻译,出版,评论和阅读。

文学交流不仅仅是一个彼此阅读的过程,它还涉及到交易,而文学作品的价值,而且极大一部分价值,就是在交易当中实现和增长的。在这一符号经济活动中,作品——它只是作家“码”的一些字,而字本身是不值钱的——的价值需要通过作为权威的中间人的认可来实现,否则很难从读者那里兑换出什么来。这些认可来自文学奖,或是外国文种的翻译。

于是作家们就会在简历当中,强调自己的作品曾被翻译成若干种外国文字,介绍到境外;而那些外国语言的排列顺序,几无例外地写成英、法、德、瑞、意、荷、日,等等。为了加入那个叫做“世界文学”的交易场,作家们声称自己的作品在国内被禁,或是不能完整地发表,因为他们反抗官方体制,或代表少数族裔,或是最后的波西米亚人,虽然这些说辞大多不堪深究。比如我始终不懂,一本禁书如何能够畅销。总之,你得给自己设计出一个弱势然而“性感”的形象。

有交易就会有竞争。如同汽车、软件、手机或香水,文学的市场同样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丛林。那些竞争中的失意者,大多站在维护所谓“纯艺术”或是本土文化的立场上,指责权势者的无知、短视、流行趣味和政治倾向,不管他们是欧洲的汉学家、美国的中国研究教授还是斯德哥尔摩的诺奖评委,虽说他们的小打小闹无损于任何权势。原因很简单,指责和丑闻从来都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。这至少说明作家们对于体制化权力是何等地看重。他们反对的不是权力,而是同样渴望接近权力的竞争者。

瑞典皇家学院一次次遗漏掉卡夫卡、普鲁斯特、格林这样的大人物,而把文学奖授予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平庸之辈,但这并不妨碍作家们对那块金牌(何况还符赠一张高额支票)愈发虎视眈眈,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们的机会由此变得更大,而不是更小了,只要你所属的国家或语种至今无人交上这份好运。同时,权势者的愚蠢错误,还给了作家们一个通过怨诉表现自己卓尔不群的机会;他们中的幸运者以此积攒文化资本,在市场上获利,直到获得权势者升堂入室的首肯。这时他们,包括他们的中间人,便有机会说:他们是靠作品本身说话的。也许。作品当然不是哑巴,可单凭若干页白纸黑字的喃喃腹语,公众是什么也听不到的,更不要说不同语种的公众。

在一件事上歌德至今仍然是对的,至少在东西方之间:文学的交流,更多是在国家、族群、语言和派别之间,而不是作家个人之间进行的。不论所谓私人写作的说法如何甚嚣尘上,一个作家总是被当作一个人群,一种文化的代言人被接受和承认的。于是,帕穆克得到诺贝尔奖,其他土耳其作家就更难受到国际性关注;《上海宝贝》在西方市场上一定程度的畅销,也同时剥夺了很多其他“汉语简化字美女作家”的机会。一个纽约或巴黎的出版商,可能从未到过北京或是伊斯坦布尔,可他却知道一本中国或土耳其小说应该包含哪些基本元素。在他内心的存储器里,已经先验地输入了一个故事,只有这个故事,才能在中国或是土耳其,这样的“想象环境”下运行。

这通常是一个关于伤害与获救的成长故事。它可以关于一个人,很多人,或一种文化,但它总要涉及到当事者与西方的相遇;这种相遇总是被叙述为一种启蒙,帮助当事人摆脱传统的困扰,尽管启蒙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困扰,但他总是把当事者引领上一条理性之路。这一启蒙过程的媒介可以是性爱,也可以是科技或艺术,虽然作者在这一自我归化的过程中未必完全自觉。这当然是一种格式化的民族寓言。假如作者按照上述原则写出一个简单的言情故事,我们便得到一本《上海宝贝》,假如作品中还有一些高深的文化讨论,再加上后现代叙事结构,那它就成了《我的名字是红》。

一个学过时髦理论的评论家,很很可能作出如下诛心之论:帕穆克这部小说的精明之处,在于作者把历史背景设定在十五世纪。当时奥斯曼土耳其新近攻克拜占庭,成为地中海地区的绝对强权,而依赖海上贸易的威尼斯共和国则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。也正是这一时期(即艺术史上的Cinquecento),后者却在艺术上开始取得辉煌成就。

当时麦哈迈德二世,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,希望自己拥有一幅“法兰克式样”的画像,便派使节向威尼斯索要画家。屈服于对方压力,威尼斯总督把大师詹蒂莱·贝利尼遣送到伊斯坦布尔,作为外交上的和解姿态。这一历史事件有案可籍,那幅苏丹肖像去年还在伦敦展出过。至于贝利尼的到来是否给土耳其细密画师带来那种致命的影响,我这样的外行不敢妄断,但从朗世宁在中国宫廷的际遇推想,这种可能性被小说家夸大了。帕穆克的故事似乎在向读者暗示,西方文明即使没有坚船利炮的殖民扩张,也能依靠其纯粹的美学力量对其他文化施加影响。

很多作家可以在国外倍获荣宠,却在本土遭受冷遇(帕穆克当然是个例外)。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里,福克纳和亨利·米勒在法国比在美国受到更多的善待,而高行健的写作在中国似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。红遍西方各国的《在德黑兰读洛丽塔》(作者甚至为奥迪汽车代言),也是一个例子。虽然我不了解这本书是否曾在伊朗国内出版过。

80年代时,新西兰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女诗人的小说《骨人》。这本书曾经被很多加大书局退稿,然而面世之后,它居然卖掉好几千册,由于机缘巧合,还意外获得当年度的“飞马”文学奖。本书讲的是一个毛利族男孩的成长,他在非正常家庭中受到心理伤害,又在生活中获得拯救。这部小说我在图书馆草草翻过,就个人口味来说,读起来实在痛苦。

“飞马”奖由美孚石油资助,设立的目的是,促进国际社会对于所谓边缘文学的重视。这是当代一些跨国企业扩展区域市场的一种公关措施,而它们推广的边缘文化,通常是以某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文化为单位。今天的全球化运动,似乎更乐于扮演漫游骑士的角色;他责无旁贷地要把诸多“次要文化”,或是“民间文化”的弱女子,从民族国家的父权夫权奴役中拯救出来。比如《骨人》就被看作一部“毛利”小说,而不是新西兰小说,尽管它的作者只有很少的毛利血统。

于是便有了抗议的声浪。很多人抱怨说那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毛利小说。可什么又是真正的毛利小说呢?除极少数人类学专家,外国人(包括你我)对毛利族的知识,也就是旅游片里的图腾和仪式舞蹈。正是这些争议,把这本书进一步推上国际文化舞台。出版后的次年,《骨人》又在英国被授予影响巨大的“布克奖”,并从此成为毛利文学的经典,至今没有绝版。

在中国,不也有很多作家专门热衷于搜罗冷门文化符号,从少数民族的婚配制度到古代的房中术?这些偏门文化的书记官,很难被冠以“作家”这个直截了当的称号。他们就像笑话里那个世界上唯一的玩具钢琴演奏家,他是阐释约翰·凯奇的《玩具钢琴协奏曲》的权威,虽然他最初的本意,也是成为一个不加定语的“钢琴家”。

再插一句:以上种种,并非全是我的看法。这些问题,很多西方学者都曾讨论过,我只是顺便转述他们的观点。我不是学术中人,在专家面前讨论如此深奥的题目,难免班门弄斧之嫌。用德国人的说法就是——带猫头鹰去雅典。

今天,中国作家仍然相信一种乌托邦式的普遍文学。他们只是在加入这场普遍文学游戏遭遇挫折时,才会顺便强调自身的文化特殊性。随时而来的,则是现实政治和阴谋理论。于是他们又把中国文学影响力的有限,归咎于国力的未臻理想和汉学家们水平的低下。可他们忘了,当苏联还是世界老二的时候,除了异见人士,他们又出过多少有影响的作家;与此同时,又有多少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来自弱小国家。

一切好的文学都是关于有趣的个人,而非无趣的集体;强悍的蒙古帝国,就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文学。仅在这一点上,今天中国作家的确应该向鲁迅学习,因为他明白,在最终意义上,人是平等的,一切国家及其文化也是平等的。总而言之,我们不能老是那么势利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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