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天堂的滋味，只要一文钱》是本人近年文化评论的结集。这些文章大多发表于《新世纪周刊》。这是一份不那么文人气的杂志，主要内容是产经、公共政策等等，牵扯不到文化艺术圈的恩恩怨怨，可以保持正派的评说姿态，和必要的语境感。这和我第一次从事批评工作的不愉快经历有关。当年的评论对象，是一本关于藏区历史的小说，其中很多《第22条军规》、《百年孤独》一类当代大部头影响的痕迹。我当时指出书中一个严重的技术问题，但文章见报后，发现那个段落已经被彻底删除。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拿红包（如有更多，欢迎揭发）。

最近有人问起最喜欢的台湾作家都有谁。对于现代文学，本人基本处于蒙昧状态，不管海峡哪边的。匆匆想了一下，说高阳、古龙比较牛逼。结果彼此不欢而散。怎么着，不喜欢古龙，难道还要我喜欢胡兰成不成？由文学而“左手”兼营文化艺术评论的作者，一向不在少数，本人亦在此列。传统上，这些人被视为文化标准的监护人。但问题是，标准是什么，怎么来的，何以要监而护之？假如不能说出这些基本问题的来龙去脉，那么最好还是放下启蒙者的范儿，把自己看作某种信息服务人员比较得体。

继续拿文学说事。在国内，文学通常就指小说，尤其是长篇小说。这种体裁源于低俗的古代说唱，繁盛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商业印刷文化；进入多事之秋的20世纪，又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功能。你无法用巴尔扎克的标准评判《项迪传》，也不能拿纳博科夫的尺度衡量乔治·奥威尔。今天，任何一个脑袋没被车门夹过的评论者，都不会否认福尔摩斯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人物。对我来说，小李探花、西门吹雪也是一样。

再想指出一点，就是我这一代中国人，尚未割除匮乏时代的尾巴，文化修养没有骄人之处。我们的真实处境是，文人经常比商人更没文化；没见过多少世面；就连一个起码的MBA都不用念。于是经常见到一些过去的熟人在媒体上侃艺术，侃文物，侃美食，可他们有谁是在30岁之前，接触到自己用来混饭吃的的东西？曾经在电视上看见一老兄，讲一位作曲家对于法语诗歌的精妙阐释，可我敢肯定，他就连法国菜单也看不懂。说到最后，我们都是每家每月半斤食油一斤鸡蛋，听着广播里的《向阳院》、《金光大道》成长的。个别有缘者，或许还看过《曼娜回忆录》跟《一只绣花鞋》。

可以肯定，我不是知识分子，没有人文精神，也不指望这辈子赶上什么文艺复兴。我的工作其实就跟生活中那些分享控差不多，看见什么东西，觉着有趣，就拿出来晒一下；只描述，不做价值判断。美国有个词，叫做edutainment，意思就是教育娱乐化，比如美术馆的策展，越来越少强调风格研究，而更重故事线的戏剧性。用中国的说法，这叫“寓乐于教”吧。有人为此痛心疾首，我一个局外人，感觉则很爽。原因就是，我自幼生活在一种苦逼加土逼的二逼文化中，也该来点儿补偿了。举目看看，只要是这口酱缸里出来的人，不管爬到什么位置，谁能免得了一副万恶旧社会似的苦逼相？

我的文学知识很多来自连环画。到了十岁左右，基本能认全颐和园长廊里描画的骑马打仗故事。直到今天读报，除了体育版，也是先看卡通页的《加肥猫》和《花生村》。它们深刻影响了我的趣味。早年看《三国》的时候，也是从不理会谁忠义谁奸佞，谁是儒家谁是法家，我只来电马超、周瑜这些战将，款式花哨的铠甲、兵器。决定我文学趣味的，还有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。这两部伟大的小说告诉我，叙事艺术的两大法宝，是作奸犯科和装神弄鬼。所以象我这种人，不会有严肃认真的思想，也不想有。

对我来说，古代诗歌也只描画一些景观，跟日常的社会生活不沾边，大家聚在那里喝酒谈玄（放在今天，他们肯定是微博控），事后却找不到厕所，只好在陶渊明、王维笔下的风景区里，随地便溺。请允许我继续想象，把那些在唐诗里随处便溺的家伙们迁徙到宋朝，聚会的场所选在勾栏瓦肆一类的娱乐场所；头牌姑娘准备试唱三变公子的自制新曲。至于别的曲目，大家可以随便点唱，反正那十几首曲子，伴奏的乐队早就熟得不能再熟了——满脸脂粉的妈妈桑这样招呼客人。

编辑老师问过，我这个栏目的主旨是什么。我说就算八卦吧，但我只八死人的卦。所以这些年写的东西，一般都会扯上历史，除了文学艺术，还有自然的历史。当年进入学龄后，好奇心渐长，但文革尚未结束，文化高压依旧，市面上买到的正经刊物，除了一两本科技类，只有《文物》、《考古》、《化石》几种，里面说的都是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。兴趣就这样养成了，特别是对恐龙。几十年来，恐龙的形象从笨重邋遢的史前蜥蜴，发展如今鸟类的祖先，从中可以看出人对世界的了解，发生着何等巨大而迅速的变化。

必须承认，我的评论工作属于因陋就简的一路。我不会作曲、不能画画，提到一部音乐时，不能在钢琴上过谱，语言能力也极有限。所以我回避了技术门槛太高的风格分析，只做印象式描述，以及文艺活动背后的社会因素讨论。好在近年服务过的媒体大多属于经济类，刚好彼此合拍。顺便提一句，《天堂》一书的原定书名《像老鼠学习，为人民服务》，更符合我本人的文化态度。那是一篇短文的题目，讲的是《料理鼠王》。我喜欢那种“大家都能掌勺”的民主精神。再就是书中的作者简历不符我的本意，比如其中有一条提到本人1985年肄业于北京师院，被删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