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翠贝卡影事

一,

“当时我的想法仅仅是,活下去,哪怕再多活一天。在训练场,我们这些被抓来的孩子,先被强迫做苦工,搬运各种物资,不许休息。最后有人倒下了,就会立即淘汰。那些侥幸没有淘汰的,要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用新领到的枪,处决那些所谓的弱者。”

说是一个名叫奥凯洛·萨姆的乌干达人,在讲述自己早年参加内战时的经历。1985年,奥凯洛被抓去当了儿童兵,经历了九死一生,才找到一个逃跑的机会。后来他成了演员,并利用自己的影响,建立了一个叫做“北方希望”的学校,专为乌干达内战中逃亡的儿童兵和孤儿提供庇护。

这个发言场所,并非某个调查战争状况的听证会,而是刚在纽约结束的翠贝卡电影节上。这是电影节特别安排的一个讨论单元,主题围绕当今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,非法贩运问题,对象从武器到人口。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国际电影界,对这类反人道现象也时有表现。问题在于养尊处优的电影人们,对于受害者的处境究竟能有多少感同身受,还是仅仅流于肤浅的同情或政治表态。

为此,电影节邀请到几位人口贩运的受害者,包括奥凯洛,为新入行的年轻的编导们,讲解真相与影像之间的差异。按照国内流行的说法,这也算是一种“接地气”的办法。

按主持人要求,讨论中途放映了《战地女巫(War Witch)》中的几个片段。这是一部表现非洲内战的加拿大参赛影片,其中有个叛军头领,为儿童兵注射毒品——这是很多非法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惯用手段——然后是那些孩子向一个村庄推进,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,一路射杀田地里耕作的百姓。这是一个具有强大视觉动能的场面。

但奥凯洛说,儿童兵的真实精神状态,还有更加卑微的一面。在毒品这件事上,他们一般都会主动接受。很多人被媒体误导,以为他们借此填补内心空虚。其实他们吸毒还有更加简单的动机,就是要表现自己和头头们一样。为了生存必须迎合。他们不敢和周围的人有丝毫差异,否则死路一条。

《战地女巫(法语版原名Rebelle,即叛军)》仍是本届翠贝卡电影节上,最受评为和观众欢迎的作品,并最终荣获最佳故事片奖。编导基姆·阮来自蒙特利尔。十年前,他靠处女作《沼泽(La Marais)》在本国成名。随后他的《松露(Truffe)》又在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获最佳影片。

《战地女巫》的情节,来自一个发生在缅甸的真实故事。但阮觉得把影片放到刚果拍摄。科莫娜,一个14岁的女孩,被洗劫她那个村庄的一支叛军绑架,他们强迫她枪杀了自己的父母(否则会让他们死得更惨),然后把她抓去当了兵。一个老兵发枪给她时说:“这就是你的父母。”唯一给她一些保护和温暖的,是一个外号“魔法师”的,患白化病的男兵。

和政府军血战之后,大家发现科莫娜这姑娘像是有法力在身,官兵的子弹就不朝她飞。“战地女巫”的名头由此而来。叛军头子“老虎”把她留在身边,当了护身符。整个过程中,“魔法师”一直陪在她身边。后来他们伺机逃离叛军,共度了一段幸福时光。然而叛军很快追踪而来,“魔法师”被杀,科莫娜被强奸,再次被迫投入内战。至于战争的目的,则是争夺当地钶胆铁矿的控制权。

科莫娜决定返回家乡,埋葬父母。因为死在女儿手上,他们的鬼魂始终不肯放过她。当这一切完成后,科莫娜最终得到了安宁。

影片的故事,是科莫娜讲给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听的。这是一部高度“混搭”式的作品——卡斯中的加拿大职业演员和从无演艺经历的刚果本地人;梦幻般的童话元素和残酷的战争场面;纪录片风格和魔术写实主义的幻想气质——自始至终充满了戏剧性对抗。

今年早些时候的柏林电影节上,本片已经获得相当的好评。它的主演拉切尔·穆瓦扎,一个在金沙萨街头被导演发现的女孩,还赢得了最佳女主角银熊奖。对非洲人来说,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。基姆·阮说,假如观众只有一个理由跑到电影院看这部片子,那就是拉切尔·穆扎瓦。她以前从没演过戏,但在她身上有一种魔力。斯特里普成为斯特里普之前,身上就有那种魔力。

二,

翠贝卡电影节顾名思义,自然是和曼哈顿下城的翠贝卡街区有关。TriBeCa这个地面是一个缩写,完整说法是Triangle Below Canal Street,意思是“运河街以下三角地区”。运河街是纽约唐人街传统上的北界,当地华人按粤语读音,把它翻译成“坚尼路”。

纽约有若干类似的缩写地名,最著名的有SoHo(意为“休斯顿街以南”),即我们常说的苏霍区。而布鲁克林的Dumbo指的则是Down Under Manhattan Bridge Overpass(“曼哈顿桥高架路下”,不是迪斯尼动画片里的那头小飞象)。

想苏霍区一样,翠贝卡也有大量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式工业建筑,从厂房到库房。上世纪70年代开始,这里也吸引了大量文艺界人士进驻。现在这里的居民中,仍很多演艺界名人,除主演007的丹尼尔·克雷格,还有斯佳丽·乔汉森、凯特·温斯莱特、桂妮丝·帕特洛,等等。

2001年的9 / 11恐怖袭击,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打击相当严重。为恢复当地的活力,制片人珍妮·罗森塔尔和丈夫,地产商哈特科夫,联手电影明星德尼罗,于次年创建了翠贝卡电影节。他们的说法是,通过本地公众与国际电影界的共同参与,对电影节的理念重新定义。它的主要对象是独立电影、纪录片和短片。偶尔也有《蜘蛛侠3》这样的娱乐大片,选择在此首演。

本次电影节是自创立以来的第11届,总共有89部新片上演,包括50部片的全球首演,以及46个国家的60个短片。开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,一位同时在嘎纳电影节任职的评委表示,在嘎纳你会觉得压力太大,因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节。“但是现在大家会问自己:‘为什么不去翠贝卡?’你可以把首映安排在这儿。这儿有强大的媒体,还有美国公众。”

他说为电影节选片的过程好像一次历险,评委们希望观众也能像自己一样被感动,被教育。“我们不会因为一部电影是非洲拍的,就去选它。我们选这部片子,只能因为它拍的好。”

除了拍摄于非洲的《战地女巫》,今年在翠贝卡斩获颇丰的,还有露西·马洛伊的《一夜(Una Noche)》。该片同样收到纪录片风格影响,也同样曾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柏林电影节首演。

这是一部表现古巴下层少年生活的故事片,主题同样也是逃亡。片中,劳尔和埃里奥是两个十几岁的穷孩子。他们厌倦了每天服务于傲慢的游客,梦想跑到海对面的迈阿密,开始新的生活。劳尔因为袭击外国人,必须立刻逃跑,而埃里奥则犹豫不定,因为他还有一个妹妹要照看。

整个故事被压缩在一天时间内,背景是烈日下的哈瓦那。犯事之后的劳尔被警察追踪,四处奔逃。摄影机追拍的同时,不断展开一个破败而绝望的城市,整个过程写意而流畅。据说编导马洛伊曾花几年时间住在哈瓦那,研究这座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。最后,埃里奥的妹妹觉得和他们一起偷渡。在加勒比海上,他们划着自制的筏子,上了不归路。

场景到了海上,影片的力量明显减弱,每个镜头感觉都是急就章。更有甚者,几个孩子在怒海孤舟的险恶处境下,竟不需要任何导航手段。至于后面那场遭受鲨鱼攻击的戏,更是概念化得离谱,好像导演一面朝游泳池里的演员喊话,一面翻开马尔泰尔的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,寻找灵感。

和《战地女巫》一样,《一夜》的主要角色,也选用了从拍摄地挑选的非专业演员,而且两个男主角也被同时授予最佳表演奖。这里还有一段十分轰动的新闻花絮。该片两位获奖的男演员中,有一人上周在迈阿密失踪。和他一起的,还有片中饰演他妹妹的那个女孩子。他们没有像预计中那样,出现在纽约的电影节上。

剧组同人为他们表示了祝福。《独立连线》杂志评论说:“电影就像一篇课文,看过《一夜》的人,得知其中的人物在现实中找到了故事中的幸福,不会不感到悲喜交集。”

《一夜》还为编导露西·马洛伊赢得了本届翠贝卡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。马洛伊是纽约本地人,电影世家出身,曾经授业于牛津和纽约大学,读经济、哲学和政治学。

三,

一些没有获奖的影片也许更有意思,技术上也更成熟,就像这部政治惊悚片《白刀子进,红刀子出(Knife Fight)》。故事里的保罗的行当,是专门帮精选中的政客免于因为丑闻受到敲诈(那帮家伙怎么就学不会管好自己的拉链?)。这当然是个不择手段的职业。

他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。在片中,一个满怀理想的女医生,一个单身母亲,准备竞选州长。保罗警告她——要想赢得政治竞争,你得随时准备白刀子进,红刀子出。但就像典型的美国情节剧一样,他选择了为她冒险护航。随之而来的,自然也少不了浪漫和惊险,那些经典配方。

该片的编剧克里斯·莱恩曾经是克林顿和戈尔的竞选顾问,深知政坛游戏规则,包括潜规则,以及种种八卦、秘闻。但在这一切之上,还有民主政治的基本规范。当人们竞选公职,他们要做的先是拉选票,同时在这一过程中,让选民了解自己的政策。但在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深远清教主义传统的社会,公众对于政客私德的关注,往往超过他们政策和执政能力。所以保罗这类人就总有得混。

导演古腾塔格仅用一个月时间,就拍完了本片,而眼下距离下届总统大选还有半年。这其中或许真有政治上的用意。

纪录片《瓦利肖像(Portrait of Wally)》讲的是一幅画的转手历史,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、道德争议。

《瓦利肖像》是短命天才艾贡·石勒的名作。石勒是维也纳分离派名家克里姆特的门生,后成为表现主义的早期代表。画中红发姑娘是他的模特兼情妇瓦利。后来该画成为犹太收藏家丽雅·邦迪的财产。1938年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时,邦迪逃亡美国,但她的收藏则被第三帝国“雅利安化”。

战后的维也纳一片混乱,就像电影《第三者》中表现的那样。其间《瓦利的肖像》被美军收缴,但因登记员的手民之误,该画被划归另一家人的财产,之后又为奥地利国立美术馆收购。直到1997年,该画借展到纽约现代美术馆(MoMA)期间,丽雅·邦迪的继承人通知现代美术馆,称这是被纳粹掠夺的犹太人财产,要求馆方拒绝归还。然而美术馆坚持履行与奥地利方面的协议,拒绝了邦迪家的要求。

之后是漫长的司法程序。先是纽约地区法院发出传票,扣留该画,但纽约上诉法庭随后宣布,纽约州法律不能为此提供依据。该画又转入美国海关保管。最后,此案经过十余年的反复冲折,邦迪继承人接受了奥地利国立美术馆开出的1千9百万美元,并达成和解。整个过程中,纽约所有博物馆全部拒绝支持邦迪家人的立场,包括犹太博物馆,否则他们将再难与欧洲同行互借收藏品。

《瓦利肖像》不动声色地叙述了一个漫长的司法事件,以及案件背后的黑暗历史,其中穿插着大量采访,里面有不同立场的人物,对于事件的不同看法。不管涉及到什么样的利益和感情,整个过程中,所以当事人都只使用了一种武器,就是法律。这一事件还导致了一个意外结果,就是石勒的作品由此身价倍增。

四,

电影节其实是一个论坛,它要展示交流的,不但有影像,还有观念。

对一个更多面向年轻电影人的公共活动来说,考虑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,就更重要。整个电影节期间,每天下午都有各种讨论活动,邀请各种相关人士发言,和公众交换意见,而且每个单元都由一个相关企业资助。比如前面提到的,关于国际非法贩运的讨论,就是由Google Ideas提供赞助。这是谷歌公司在纽约新设立的一个智库,专门研究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。

讨论会上设置的主题,更多是电影从业人员无法回避的,具体的技术问题。比如有一次讨论,Based on the Book,就专门围绕如何把一本书改编成电影。这也许和近期的市场气候有关。毕竟从《龙纹身女孩》到《饥饿游戏》,这些由畅销小说改编的影片,大多带来火爆的票房成绩。很多人都想知道其中是否存在某些规律性的因素,比如那些成分使得一本书更适合改编;为什么好书往往“翻译”不成好电影;改编是否应该忠实于原著,其各自的利弊有哪些。

这次讨论的地点,设在了联合广场北侧的庞诺书店四楼。这个地方经常举办文化名人讲座,特别是一线作家签名售书。多年以来,我在这里见到过诺曼·梅勒、奥茨、麦克尤恩,还有其他大腕作者讲演。

Based on the Book的讨论,由影评人马克·亚当斯主持。他请三位导演从各种不同的角度,介绍自己改编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意见,还有整个过程中遇到的障碍。由于翠贝卡是一个以独立电影电影为主的活动,这里不会讨论怎样弄到巨额投资,去制作票房炸弹式的娱乐片。

查理·马泰的新片一本80年代惊险小说的改编版。为追求70年代洛杉矶的文化气氛,他说服原作者同意他把故事背景提前一个时代,这样才能让那些狂乱的音乐、毒品文化、不受拘束的生活态度,合理地出现在片中。这是一种美学趣味的考虑。英国导演唐纳·赖斯更关心技术问题。他说太多的人物出现在片中,会妨碍镜头叙事的流畅,他必须考虑如何把若干次要人物合并成一个。在座的一位泰国导演的改编方式,则像王家卫的《东邪西毒》那样随意。在一部新片中,他仅仅保留了原作头尾部分的情节,而那位小说家据说毫不介意。

三个导演在一件事情上看法一致,即改编一旦完成,就不再欠原著任何债务。为了叙事的整体节奏,一些精彩细节或许要牺牲掉,哪怕原著的粉丝们一脸万恶的旧社会。

对于电影发展,上述问题都属鸡毛蒜皮,尤其是数字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。我们知道电影(film)这个词,在英语里的原意是胶片。而一旦没有了film,电影是否还能称其为film?

这个问题出现在一部叫做《并排》的纪录片中。片中关心的是传统胶片摄影,和数码成像之间的生存搏斗。导演采访了一批影响最大的导演,包括卢卡斯、卡梅伦、斯科西斯、大卫·林奇——这个名单还很长。大卫·芬彻(《异型》、《社交网》)看好数码技术,而诺兰(《盗梦空间》)则认为只有胶片拍出的影像,才能直接命中影迷的快感中心。该片的制作人之一,明星基努·里夫斯也在片中现身,虽然他更多是在采访。

其实一般观众对此并无多大兴趣。他们只关心拍摄效果。这个问题的争论,很多程度在于争夺权力——控制制作人、观众以及发行渠道的权利。电影节期间,笔者参加的另外一个关于电影未来的讨论会,柯达公司的一位高管反复介绍他们产品,如Vision3 200T具有哪里数码成像不可能比拟的技术优势。虽然申请了破产保护,他们仍活跃在电影胶片市场上。

继续看好胶片的导演们,则认为数字摄像破坏了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距离,也正是这个距离,使得自我审视成为可能。他们的说法,让人想起近年关于慢餐和快餐的争议。而于此相反,在一个题为The Cloud Have A Silver (Screen) Lining——这里有两处双关语,很难翻译,大意是“云计算是否前景光明?”——的讨论中专家们认为“云技术”的发展,更多改变的是发行渠道和观影方式。它更加私人化,分散化,也更加难以垄断。

假如未来观影方式,主要通过线上传输,再由便携式智能终端进行,我们自幼熟悉的,由院线时代决定的电影长度,乃至叙述方式,恐怕都将发生根本变化。于是我们不时听到怀旧派的声音。本届翠贝卡电影节开幕时,近年迷恋喜剧表演的巨星德尼罗曾经说,至少有些片子还是得去影院看的,特别是喜剧——你需要周围有人和你一起笑。

这不仅是电影人面临的问题。几个月前,我在东村一家个体书店见到纪录片导演迈克·摩尔(《华氏911》)。他号召一群拥趸继续在小型实体书店买书。他说:“难道我们因为家里有厨房,就不去饭馆吃饭了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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