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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,未必是多

一,守旧的异类

到达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时候,天色尚早。烟雨空濛之中,一脉低岭横卧,如随意的一笔淡墨;一带流水蜿蜒而过,沿岸点染着几树闲花。十来座色调含蓄的建筑物依山临水而设。我登上一座摆放着各种雕塑作品的钢制廊桥。桥体透视线般延伸,融入到河对岸的山色中。

桥体另一端通向一座教学楼。刷白的粉墙上,错落着几层出挑的瓦檐,外窗是原色木质,铁制的风钩、插销都是南方房屋的传统式样,像是由手工锻制而成。进入建筑内部,四周起伏绵延的景色,无声漫进开启的巨大窗口,有如旧时造园艺术中的借景。

这组建筑在和自然景观的谦逊对话的同时,也隐隐流露出一种内在的沉郁和严峻。这或许和设计者王澍教授(与其妻建筑师陆文宇合作)的气质、经历有关——他是北方人,生于新疆,长于北京,后在南京和上海接受教育——也和他对当下建筑界的不满有关。他认为自己的同行已经成为中国粗放的,甚至破坏性的城市建设的同谋。

获得建筑硕士学位后,王澍没有直接成为执业建筑师,也没有像很多同行一样先出国留学,再回国发展,而是和古建工匠们一起工作多年,熟悉他们代代相传的传统工艺。后来他和夫人陆文宇共同创办了业余建筑工作室。他说:“人是不能没有历史的。没有历史,人会变成真空。”这位刚刚获得普里茨克奖的建筑师,举止谈吐更像文人,有自己的理论和哲学,而不那么像一个工匠,甚至不像一般的建筑师。

获奖之后,王澍在杭州城内的中国美院南山校区举办了媒体见面会。这段日子里,他和夫人陆文宇对记者们穷于应付,以致工作室和学校工作陷于停顿。毕竟这个由芝加哥凯悦基金会设立于1979年的奖项,有着“建筑诺贝尔奖”的声誉。检点历届获奖者,从约翰逊到丹下,从库尔哈斯到努维尔,恰好构成当代建筑的世界名人堂。王澍教授建议记者多提一些有趣的问题,不要总是要他重复获奖感言。

他先谈到母校南京工学院的校园,“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建筑,从中可以看到充满历史感的城市发展脉络。我喜欢其中每一栋建筑。那么重要的建筑,其实都不张扬,能和环境融为一体,不像现在的建筑,动不动都是张牙舞爪的。从中可以看到趣味的代沟。历史不是总是向前发展的,今天比过去好。至少那些建筑代表的趣味就比今天的趣味高。我们今天不在一个文化的制高点上,而是一个低谷中。”

他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。巨量的建筑活动和城市规划,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这种变化在历史上并不多见,而我们恰好躬逢其时。他说很多地方完全没有必要改造老城,但是很多中国的城市都走上了现在这条不归路。他痛心疾首地谈到自己早年在北京住过的四合院即将被拆除,处于半废墟状态,就连梁思成、林徽因的故居,也遭逢了同样厄运。他回忆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地方干部,站在一片老建筑的废墟上,一脸无辜地说:“我真没有看出这些老东西有什么好来。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拆掉它,你们会有这么剧烈的反应。”他认为这些人的脑子就像被洗过的磁带一样,是空白的,没有感情。而这种意识和感情的培养,需要从人的童年开始。

他介绍自己现在的观念和立场,和他授业于南京工学院有关。业内普遍认为该校建筑系是中国建筑届最为保守的。他说保守自有其好处,就是保留了凝重的历史感。当时国门初开,大家都在狂热追逐西方的新思潮,关注的焦点不在中国的东西上,但校园环境的微妙影响,使他能够浸淫于本土传统。他称自己读书时就是异类。从本科到读研,每周去老师家观摩品鉴历代书法名帖,顺带蹭饭喝酒。这样的师生交往,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训练。

他还提到南京工学院求学时,建筑系先教授童寯先生在精神上对他的影响。童先生早年做为庚款生留学美国宾大,与梁思成同窗。在纽约实习两年后,游历欧洲各国,回国后转而悉心研究中国古典建筑,特别是园林。

童先生的孙女,诗人童蔚曾给我看过她祖父在欧洲和江南绘制的建筑图册。她说童先生是在潜心研究西方建筑多年后,重新发现中国建筑之美的。讲到幼年时在南京见到祖父自己设计的文昌巷童宅,她说房子的外表朴素低调,走进门去,才发现别有洞天。当时屋子已显破败,祖父要她学着修补门上的纱窗,告诉她手工对于人生的意义。再就是偏执地恋旧。除一双从美国带回的皮鞋终年不换,她说祖母去世前为他做过一件夏衫,多年之后虽破洞累累,几不蔽体,就像挂了一张渔网,但也不肯丢弃。谁敢说这种作风不会影响到后人?

二,老城区的再生

在杭州、宁波一带,王澍参与过很多修旧建新的项目。他一直采用循环利用旧建材的方式。他在宁波历史博物馆和象山校区,都使用了回收来的旧瓦。它们全部来自邻近地区拆毁的古旧建筑。

再就是2006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,他以《瓦园》为题设计的中国馆,使用了六万四千块回收瓦片,叠放在竹制的坡形构架上,坡面之上,蜿蜒着一座同样用竹子搭建的游廊。当时他带领三位浙江的民间工匠和几名徒弟,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工程。这件作品为他带来实质性的国际声誉。他于次年获得法国建筑师协会的可持续建筑奖。

回收使用旧瓦由此成为王澍的签名标识。讽刺的是,正是近年来的拆建风潮,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,而他的做法,又引发了旧砖瓦价格暴涨。他说那是自己某一时期的做法,不会永远拘泥于此。最近一次访美期间,他对《洛杉矶时报》记者说,他感兴趣的创造性,不是发生在设计师的事务所,而是建筑工地上。他经常参与施工过程,通过接触材料和具体工作寻找乐趣。

在参与杭州中山路改造工程时,王澍发现很多工作仓促上马,并用一些简单方法进行排除——这个是需要的,那个是不需要的。当时工程亟待开工,他却对政府提出要求进行半年调研,包括对那些老百姓乱搭乱建的部分。那些违章建筑中,有很多非常值得重视,充满生气的东西。他认为历史是指从古至今发生的一切。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,不能说明朝的遗迹是历史,清朝或者民国的就不是。

当时那一带的旧建筑已所剩无几,他提出所有残存部分都必须保留,有些院落还要避免商业开发,保持原有的生活功能,带有几重进深,使商业经营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,不能沦为街边的装饰性门面。同时政府必须对低收入居民采取保护,因为商业开发必然导致租价上升,让原有租户无力承受。他说当前流行的那种简化版的古建保护本身,非但本身失去了保护的真正意义,而且是以保护的名义进行破坏。他谈到一个技术细节:原有建筑的门窗千差万别,假如改造时使用工业化制造的标准门窗,即便设计成古典式样,也必然造成建筑结构的破坏。他把这叫做“保护性破坏”。

关于原住居民的迁居问题,他说当时那个街区的房屋多已危旧不堪,不少人愿意迁出。他提出非但不能强拆,而且要以一比六的优惠比率,让那部分人搬入新居,甚至可以就近择居,而不是远离原街区的郊外。他举一些欧洲城市,比如维也纳为例,他们兴建住宅区时,政府会强制性地规定低收入居民必须达到的比例。反观中国城市中那些突兀的昂贵楼盘,则已经对社会生活造成了恶劣影响。他说过一句颇为同行侧目的话:“中国没有建筑师。”因为他们只会造房子,而没有勇气面对上述尖锐的社会问题。

笔者问及中山路工程的做法,是否出于文化多样性的考虑。他说自己的主要考虑并非多样化,而是如何保留原有社会群落。对每个城市而言,历史遗留的传统社区都是巨大的文化财富,也是社会稳定的因素。今天乱拆乱建的行为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,就是太多原有城市社区,随着老旧建筑的消失而消失。“我们都变成移民啦!”他说。“哪怕你是北京人,你也是移民!”这个想法显然不像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那么简单。因为西方式的多元,更多针对移民社会中文化份额的公平分配。

最后的结果,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南宋御街。2008年春天,我和朋友同游杭州,在鼓楼附近见到一大片老旧街区已被搬空。我们开始感叹这里旧屋拆除,新楼拔地而起的前景。朋友拿出相机,沿老街拍了很久。可惜几天之后,相机丢在火车上,所有照片还没来得及存盘。为此我们遗憾了很长时间。直到去年我再到杭州,发现事情不像当初想象得那样。

王澍说那是一个让一个破败的街区起死回生的机会。而这背后是巨大的工作量和成本支出,继续推广的可能性十分有限。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制造了一个范本,也指出了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政府不能把自己看成商业公司。它的责任不是通过开发营建获得利润,而是提供公共服务。

今天,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增长,对于现代化建筑有着巨大需求的第三世界国家,人们经常忽略一个问题,即现代建筑上世纪在欧洲出现,意义不仅在于建筑本身,而且是做为一个社会运动。在当时,否定装饰,强调功能结构,使用高效率的工业化建造技术,其目的是在遭受战火破坏的城市中,短时间内向更多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,人道的居住环境。它不是炫示贵族的权势或满足大资产者的虚荣。王澍教授提到的维也纳,一战之后就曾建造过卡尔·马克思大院(Karl Marx Hof),那种式样简朴厚重的工人集体住宅。

三,反思现代建筑

然而,勒-柯布西耶那种视建筑为“居住机器”的观念,在承平繁荣的年代,很快扭曲为俗称国际风格的流行时尚。密斯那种用包豪斯语法包装美国式摩天楼的做法,更是为大资本提供了展示权力新型的城堡和庙堂。他那句“少即是多”的口号,也常被后人庸俗化地理解。谬种流传,于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北京东三环。或许建筑中的现代主义,最初做为一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思潮,天然具备了简单化、机械化的基因。

王澍认为现代国际风格的致命问题,是对生活采取简化的态度。而这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带有摧毁性作用。他主张玩味生活的复杂性,拒绝谈论风格,因为风格本身就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,完全不能解释设计中的无数细部处理。举象山校园为例,他说那些建筑物的开窗方式就有三种。有人指责他的设计有混杂的感觉,但混杂本身,就是人类存在状况的表征。

笔者问及设计象山校区时,如何将他心仪的文人气质的园林诗学,转译到现代材料和工艺中去。王澍说当年童寯先生有一句话很多人都读过,但没读懂——今天的建筑师不堪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,因为与情趣相比,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。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情趣的时代,因为情趣属于一个已经失去的文化传统,所以童先生说园林要由“心造”。

“你一时兴起,有了兴致,然后做了一件事。它不是和物质的利益的追求联系在一起。至于是否要堆砌假山之类的,那些取决于每一个时代具体的语境。今天的语境变了,你可以不再用那些手段,但如果你有情趣,你仍然可以把有意思的东西做出来。至于我做的象山,它很简单,就是回到了纯自然的状态。”他说自己更多取法宋人,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明清时代那么多鸡零狗碎的手段,它更淳朴,更接近起源时的状态。

他说象山校区的建筑是有生命的,可以呼吸,门窗都可以开启,和空调环境下的封闭式做法大异其趣。空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。而且它们的效果,随着阴晴晨昏,四季轮替会有所不同。当我再问这种呼吸感和随四时而变的效果,如果是在风沙肆虐的北方,或是其他国家将如何实现,因为他的作品基本是为中国江南设计的。他说:“我主张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本地文化根源,顺其自然,因地制宜。但很多时候,事情不是那样简单。我做象山校园时,也有人说那里有很多北方建筑的影子。对于浙江人,相邻的皖南建筑,就是北方式的。区别总是有的,但根本精神相通,剩下那一点区别,就非常重要。”

笔者又问王澍如何看待当前西方明星建筑师(Starchitects)当中,流行的那种体量巨大,造型夸饰的作品。考虑到那些大腕儿们都是和他一样的普里茨克奖得主,我说这个问题可以不回答。他没有丝毫犹豫地说:“我的立场很简单。那种建筑如果请我,根本不会去做。我反对那种所谓的标志性建筑。那是一个时代权力和商业力量集中的宣示,用巨大的物质堆积掩盖无数历史性建筑被拆毁,普通百姓的生活结构被瓦解,这样的事实。”

王澍回忆起2003年前设计宁波博物馆。当时的甲方抱怨说:“给你这么宽松的条件,你干嘛做那么低呢?你完全可以做得很高大。但这是一个基本的姿态问题。”他说在这需要大量的智慧和斗争经验,否则很难全程掌控建筑工程。同时你要肯于在同样报酬下,付出多倍的工作量。

四,争议背后

非议不仅来自业主,美院象山校区的师生员工做为用户的体验,也引起过不少争论。此前我听到过一些有关的诟病,比如宿舍布局不便,冬季供暖不足,教室光线昏暗等。

王澍的看法是,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,做建筑就像写文章,对社会有教化功能。当学生追问为什么室内采光不足,他们已经在面对建筑功能的问题,而功能应该具有精神性的维度。也有学生喜欢那种略显昏暗的环境,他们感受到类似修道院的氛围,而学院环境本就应该带有那种气质。他说现代建筑的一个传统,是把用户当作住院的病人对待,所以需要充满阳光,绝对地健康、明亮。它把用户简化为需要治疗的病人,忽略了人的文化特性和多样性。

其实建筑师理念和用户体验之间冲突,其实是一个贯穿整个现代建筑史的问题,勒-柯布西耶的萨沃伊别墅和密斯的西格兰大厦,都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。同时我相信,关于光线问题的讨论,一个马里布海滩上的电影明星和谷崎润一郎之间,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。诗意的栖居,也未必符合消费时代的舒适标准。

再次来到象山校区,见到王澍教授的同事王家浩,和他的学生周功钊。王家浩2002至2007年在《时代建筑》杂志做编辑时,做过王澍作品的评论,2008年又到美院读他的研究生,了解导师的作品和思想,自有近水楼台之便。

周功钊认为建筑本身只是硬件,实现它的功能和建筑师的设计思想,还要取决于后续的管理。“对于建筑系的学生来说,这里每一栋建筑都是王老师写给我们的教科书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亲身体验,包括其中表达的意义。但对别的学生来说,很多意义就不是那么明显了。他们更关心的是舒适和便利。”

王家浩则认为按照中国传统,承担教育功能的书院并不属于任何特殊建筑类型,因为中国传统建筑当中,并没有出现类型化分野。它更多是在城市功能和布局的意义上加以考虑,一般是置于具有精神导向的位置上。象山校区的选址和王澍无关,但它的地形特点为一个优秀设计带来了可能。他用建筑术语说“具有事先在场的场所精神”。之后的问题,是建筑师更多关注形式,还是实用功能。至于学生的某些抱怨,比如食堂距离太远,那是学校管理分配的问题。

他还认为,王澍这样的学院建筑师的设计,很大程度上应该考虑其宣言意义,而不是更多从效率、理性这些层面上分析,因为它可以引领新思潮,激发新话题。由此谈到王澍在作品中经常使用回收旧瓦片的做法,是否真能起到降低建筑碳足迹的问题,王家浩认为它的意义,更多也在于引发人们思考建筑和环境的关系。他还告诉我,象山的学生们甚至总结出若干条校园游览路线。

普里茨克奖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。笔者向他请教,王澍获奖是否意味着西方建筑界对于近十几年来,盖里、哈迪德、库尔哈斯那种夸饰作风有所反思。他说这个奖项一向是在两类建筑师之间保持平衡。一类是忽视传统,横空出世的;一类是尊重环境,敬畏传统的。

本年度普里茨克奖颁奖仪式将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。该奖的国际评委会介绍王澍获奖的理由时说:“2012年普里茨克奖获奖者王澍开辟了新的视野,同时他发现了空间与记忆的共鸣,却没有简单援引历史元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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