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栏目，不知不觉写了六年。老实说，我没有太大热情推广这些文字。从小听大人们夸奖别人家孩子，总说谁有数学天才，谁琴弹的好，谁外语有长进，谁比赛得了冠军。只有我，弄上文学这种失败者的事业，变得非常自卑。后来旅居国外，写作成为自省的途径，这才稍有意义。

小说家伊迪丝·沃顿（《纯真年代》的作者）形容自己所属的侨民作家，是异国玻璃暖房培植的无用之辈。她那个时代，美国精英大量移居欧洲，虽然他们的国家实现了世界第一的经济总量。

我本人不属于那种养尊处优的阶层，但我和世界的关系当中，同样存在着一种透明的绝缘感；日常交流多为中性，使用消了毒的国际通用语。对我来说，中国的意义也更多在于辉煌的过去。我没看过春节晚会，也不知道北京奥运会是个什么情形。

这恰是我的趣味所在。这种趣味说到最后，就是以亡灵为尺度。以我到过的城市为例，我更熟悉那些地方的公墓，而不是购物中心。现世中的是非鄙俗而愚蠢，我不会把自己的文字写成私人起居注。我关心的是奇迹。这或许和我的早期阅读有关。

我的启蒙读物是《动脑筋的爷爷》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它们告诉我，技术带来奇迹；从《西游记》和《天方夜谈》那里，我知道想象力也在创造奇迹；古代的诗人进一步证明，词句的奇妙拼配本身就是奇迹——月下的一丝乡愁，湖畔的片刻驻足，和僧人的一次谈话。那个世界完美而单纯，其中的居民甚至无需发愁排泄的问题。

我对博物馆和剧场文化的偏爱由此而来。放在后现代之后的今天，这是政治不正确的恋尸情结，但我无意减轻自己的反动罪行。这里涉及到一个叫做经典的概念。除了结晶体和化石般的美感，经典反映了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中，重复率最高的部分。与之相比，流行文化的廉价不言而喻。

所谓廉价，是指文化产品的质地，而非体材。《赋格艺术》是经典，《花生村》同样是经典。《天堂的滋味，只要一文钱》中，谈的就是这些没用的事情。假如非要无中生有出一点实际的功用，那就是偶尔关心这些问题的人，不会去买达芬奇家具。

再就是，我是个业余作者——业余写歪诗，业余研究恐龙，等等等等，然而从不研究如何做文章。故而所谓业余，别人说的可能是正业之余，而对于我，则是不务正业之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