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，

1974年，《韦伯斯特新世界美语词典》增加了Catch-22这个词条。该词来自1961年一部小说的书名，国内译作“第22条军规”。整整13年的时间差，难免造成这样的印象：这是一次迟到的荣誉追认。在过去一个时代里，这个词已经成为美国大众语汇的一部分。当权力体制把模棱两可，混不讲理的规定强加于人，这就叫Catch-22。它还代表人的一种悖谬处境，比如一个毕业生想干记者，因为没有相应工作经验，没有哪家报纸给他这份工作；因为没人给他工作，他就永远没有职业经验，然后永远当不成记者。

今年恰逢该书问世50周年，作为纪念，美国文化界人士纷纷出书著文。《天堂之门：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》的作者，莫里斯·迪克斯坦本月初撰文说：“半个世纪过去了，《第22条军规》之所以盛行不衰，是因为他触到了民族心理的那根弦。先是大学生们热捧那种玩世不恭的调调。小说为当时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语言，用来恶搞当时占据美国社会要津的，所谓‘最伟大的一代’”。

那一代美国精英的典型，是一些打过仗，发了财，土得掉渣儿，还喜欢指指点点的红脖汉，一幅沙皮狗相。但也正是这些人，正在全球舞台上纵横捭阖。这个具有孤立主义传统的国家，面对东方集团挑战，不得不关注外部世界。《第22条军规》出版当年，柏林墙正式开工，同时大批美军顾问和装备物资，开始进入越南。人们发现《第22条军规》中，大量战后出现的流行语言被植入40年代的战争场景，表现出作家巫师般的历史眼光。1975年，小说的作者接受《花花公子》采访时说：“《第22条军规》不是关于二战，而是冷战中的美国社会，以及越南战争的可能性。”

这部小说1978年进入传入中国时，越南已经结束5年；文革也已成为历史。当时我还读初中。一天下午课后，我在重新开放不久的北海公园，看见一个人躺在路边的长椅上看书。两个大写的W把黑白灰三色的封面，错隔出一种当年极为罕见的形式美感。那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首期《外国文艺》。那个封面设计把我当场雷倒。想想看，直到90年代，中国的文学期刊里，还印着那种土得不可救药的商家广告——照片上一个梳着分头的大款，对着砖头大小的第一代摩托罗拉讲话。“大哥大”这个香港词，最早指得就是这种古董手机。我拿定主意，必须搞到这份杂志。

很快发现，这份专事译介西方当代文艺的双月刊，并不公开发行。北京王府井南口，那时有一家内部书店，专卖一些仅供某些同志参考批判之用的读物——那是革命工作的需要——所以要凭证出入。所幸我发育较早，略似成人，加之北京人做事皮皮塌塌，对我这样可管可不管的混入者睁一眼闭一眼，于是顺利买到杂志。换成在上海，看门人早就把我捏出去了。七八毛钱的价格，不算便宜，意味着我一个星期不会有钱买冰琨。进入内部文化的门是窄的，票价是昂贵的。

那期《外国文艺》刊载的主要译文，除了萨特的《脏手》，就是约瑟夫·海勒的《第22条军规》片段。萨特50年代曾访问中国，早先在《译文》杂志上见过他的名字。美国犹太人海勒则是新面孔，就连在文革期间的《摘译》上，也从没见过。我从小是军迷，看见他笔下十几岁的小屁孩儿，就能开轰炸机作战，觉得美国太他妈牛逼了。

此前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——政治宣传不算——一是来自家里没被红卫兵搜到的一本《生活》周刊，里面的凯迪拉克汽车，有那个时代盛行的机翼型尾饰；再就是乒乓球外交时期看过一个影片，记录中国球队访问几个美洲国家。我怀疑当局早有改革开放的打算，否则不会让广大人民这样开眼、启蒙。我的政治良心，从此大大地坏了。那支中国球队里有个姑娘，横握球拍，出手迅捷，长得非常漂亮。她是我平生第一个偶像。这是我最初接触《第22条军规》时的背景。一个贫瘠、荒芜的背景，既是历史的，也是心理的。直到今天，面对新一代年轻人，我仍难免那种外省人的自卑感。

小说的另一个片段，是男主角尤萨连那伙美国飞行员，在罗马逛窑子的情节。于是一部风格激进的经典作品，又被临时赋予了色情读物的功能。最近和一个来自上海的提琴家朋友通电话，他也谈到类似的经历。就像Catch-22一词成为美国成语，这部小说的出现，也为当代汉语贡献了沿用至今的“黑色幽默”。它所指的是，用喜剧性的态度，描述人的悖谬处境。那种处境，美国人了解，中国人更不陌生，只要你跟那部官僚机器打过交道，不管因为什么。80年代第一次出国，跑到东交民巷那间著名的公安局小黑屋办护照，里面的人扫了一眼材料，要我找单位开证明。我毕业次年失业，成了大门的。单位的头儿回复说，没有公安局的文件，我们开不出证明。双方都只关心一件事，就是美国人把一看大门的请去，究竟什么居心。

当《第22条军规》全书译成出版时，我的兴趣已经转向别处，这部巨著对我来说，就是当初度过的几个片段。直到多年之后，我第一次到纽约定居，布鲁克林南端的康尼岛住下。我的楼下是布莱顿海滩，那条两英里长的柚木板道，向西不远，就是水族馆和每年举办比赛的那个热狗店。犹太作家辛格写过一个短篇《康尼岛的星期天》，讲得就是这条海滩。康尼岛是很多东欧，特别是俄国犹太人的社区。周边的餐馆翻来覆去，总是塔吉亚娜、伏尔加、彼得堡，这样几个名字。一天下午，我在海边的街道图书馆看到一本《第22条军规》，摆在显眼位置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它的作者约瑟夫·海勒就是康尼岛人。他的父母也是从俄国移民到纽约的犹太人。

那一阵，我的房东柳德米拉情趣恶劣，常哭诉出国前的遭遇。她是来自乌克兰的犹太女人。1986年，她家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，发生大规模泄露，她的丈夫和父母死于沾染引发的甲状腺癌，她和儿子安德烈去了南方海滨的敖德萨，幸免遇难。她家的猫也死在那个时候。她要了一张我的猫的照片，和她昔日宠物的遗像并排摆放在书柜里。当时的很多邻居们都有类似故事，背景宏大，充满人间不幸和启示录色彩，隐约跳动着俄国文学的脉搏。我本是个对现代文明十分悲观的人，听多了那类故事，再加上生计无着，前途难卜，更觉得末日临头。那时除了每天把自己泡进海水，就是看一些比现实更加黑暗的小说，包括从图书馆借来的《第22条军规》。

二，

要想用一句话形容《第22条军规》，那就是“满纸荒唐言”。无数荒诞不经的人物、事件、细节，被安放在时序不断颠倒的叙事结构中。这种错乱的效果，就像这个颠三倒四的世界本身。

（《第22》条军规1961年初版封面）

这种结构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。虽然小说1961年出版后，一年之内卖出10万余册，但真正读完的人却不多。这个例子说明，多数人买书不是当身份标志，就是信了评论家。阅读的重要性，永远赶不上拥有和摆设，尤其是经典名著。《纽约人》杂志上有过一张漫画，一个教授模样的“蛋头”被关在玻璃窗后面；指示牌上写着：“这将是历史上首位读完《芬尼根的觉醒》的人”。约瑟夫·海勒的女儿，作家艾丽卡·海勒最近告诉我，就连她都没有完整看过她父亲那部伟大的书。

小说讲的是二战期间，一支美国陆军航空兵（1947年建军的美国空军前身）的B-25轰炸机联队，驻扎在地中海中一个虚构的岛屿上，就像古代史诗中，准备进军意大利半岛的半神。然而那些当兵的，十足是些乖张、偏执的反英雄。故事的主角，投弹手尤萨连上尉装病住进野战医院。那里完全是个疯人院。有个全身缠满纱布，打满石膏的伤号，像一张卡片那样，被“归档”在尤萨连那间病房。护士对他的处置，就是把集尿瓶和输液瓶反复调换位置，满了的吊在高处，空了的放在床下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可谁要拿这种事当回事，那他准是疯了。虽然当官的不会承认你疯了。

根据一项条例，联队里的人一旦疯了，就可以停飞，但他要向上级提出申请。同时这条土黄历还规定，谁提出这个申请，就证明他的脑子很清楚，就得继续执行任务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第22条军规”。更混蛋的是这项条例根本不存在，完全是当官的捏造出来的。但也正因为是编的，谁也找不出任何根据把它取消掉。那是在打仗，是个玩命的行当。一次次和弹片擦肩而过；一次次目击袍泽被击落，尤萨连哀求军医证明他疯了，未遂。唯一说他疯的，是他在罗马遇见的一个当地女人。不管他干什么，她永远都是一句Tu sei pazzo，意思就是你疯了。书中人物没有几个说话正常的，这里转译一段：

身为投弹手，尤萨连是部队里对会溜号的。他孵化出一个古怪念头，就是所有人都想要他的命。“谁也没说想要你命，”他的战友科莱温格，一个念过哈佛的书生跟他说（那是个知识太多，脑子太少的人）。“那他们干嘛朝我开火？”他问。“他们超所有人开火，又不是专门冲着你，”科莱温格回答。

小说里的B-25是一种螺旋桨时代的轻型轰炸机，海勒把它描写成子宫（womb）和坟墓（tomb）的混合体，可见里面的人全都猫在阴阳界边上，等着叫号。如果被击落，首先进入统计的也是飞机；至于机舱里的人，无非就是机器部件。异化到了这个份上，什么英雄主义全都成了瞎掰。尤萨连认为躲进医院，死在二把刀护士手上，还能有个人样。海勒成名后，回忆说自己当年的座机噪音震耳欲聋，正负驾驶、领航员兼投弹手、再加机枪手和发报员，挤在狭小的机舱里；一旦出事，跳伞用的逃生舱门极为狭窄。我有一个前女友，她父亲少年时驾驶这种飞机攻击日军。老头跟我说过完全一样的话。

二战期间，海勒本人就坐在尤萨连那个位置上。那是最容易被高射炮弹片击穿，距离逃生门最远的位置。他告诉人们，战争中的敌人就是所有想要你命的人，首先是你的司令官。后来作家解释说，这些描写不能从字面理解。“我喜欢二战，”他说。至少是战争的前半段吧。他看过好多好莱坞战争片，英雄主义情绪高涨，兴高采烈地奔赴前线。开始一切顺利，飞行员们以为打仗形同儿戏，就像美国介入的每一场现代战争。直到一次空袭阿维尼翁，海勒的飞机被弹片击穿，机枪手的血喷了他一身。经此洗礼，超人觉悟成了好兵帅克。

复原之后，海勒整整15年不敢坐飞机，后来虽然接受了空中旅行，但战争带来的恐惧感伴随了一生。他的女儿艾丽卡在回忆父亲的新书《尤萨连在此安睡》中，讲到每次远行，比如去欧洲，她的父母会分程两班飞机，就是怕万一发生意外，孩子沦为孤儿。

（1962年，海勒全家在纽约火岛度假。当时《第22条军规》出版一周年。）

三，

小说中，尤萨连所在部队的指挥官是个虐待狂上校。他一心巴望着提升到将官，于是炮制出“第22条军规”，以迎合上意，给手下的出勤次数不断加码，活像个为一己私利逼迫员工整天加班的经理。但部队里最有经理素质的还不是他，而是联队基地的司务长，名叫麦罗·曼德班徳。这油嘴滑舌之辈，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。一看Minderbinder这个姓，你就知道这是个成天忽悠人的黑主儿。他报告上级，食堂以每个七分钱的价格从马耳他采购鸡蛋，但实际上他另有货源，价钱只有五分；剩下的两分钱便落入他的私囊。除了金钱，他没有任何效忠对象，不论对国家、原则还是人。

麦罗利用部队的资源投机倒把，一手缔造了一个跨国黑市交易网络，并给这个辛迪加起名为M&M企业集团，好像那是个共有公司，虽然那两个字母M，分别代表他自己的姓氏和名字。他的口号是：公司获益，人人获益，麦罗获益，国家获益。1953年，前通用汽车公司老板威尔逊被艾森豪威尔提名担任国防部长，但他拒绝放弃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由于通用是美国重要的军需供应商，国会质询他是否能秉公对待国家和公司利益，他说：“美国获益，通用获益；反之亦然。”当然，做为防长的威尔逊并未以权谋私，反而主张削减军费。

所谓人人都有股份，是因为麦罗把所有飞行员的海上救生背心上的压缩空气瓶，全部偷到黑市买了，事后辩称大家以此入股，所以都有分红的机会。而这，当然是胡扯。作者把麦罗的战时经济活动，写得眼花缭乱。那份乱乎劲儿，真像巴赫金说的狂欢和怪诞写实。

有司令官点头，生意越做越大，而且是垄断经营。麦罗往返于地中海战区各个基地，游说指挥官们加盟他的生意。当买主问钱是不是归他的辛迪加，麦罗庄严宣告，辛迪加大伙全有份，给我钱就是给自己钱。他的机队穿梭于世界各地。为提高运力，他把为轰炸机护航的驱逐机换成商船，剩下几架用于小件快递和传送发票。他的事业发展成国际卡特尔。一次他运货回基地，用的竟是德国轰炸机。宪兵队准备扣押这些飞机时，被麦罗一顿痛斥——这是俄国吗？你们竟敢没收神圣的私有财产。可耻！这是德军的飞机？这是我们辛迪加的飞机。果然，那些轰炸机尾翼上的纳粹万字徽，已经被改成M&M的公司标志。

麦罗和敌方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最后竟由德国人付费，雇他派自己的飞机轰炸自己的基地。他冲上塔台，亲自指挥空袭。当投弹完毕，他命令空中的驾驶员俯冲扫射，一面解释说：“没办法，合同上这样要求的。”为平息造成的公愤，他许诺优厚抚恤死难官兵家属，同时解释说，这对辛迪加是一笔划算的生意，而且大家全有份。这是一个信守合约的生意人，生意的伦理是他唯一遵守的规范。他管理下的食堂，伙食永远质高量足，绝对不用地沟油。此人犬儒、贪婪，同时不屈不挠地敬业，活像一幅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漫画肖像。

小说影涉的冷战时期，随着美苏双方战略打击力量快速加强，双方意识到全面核战没有赢家，于是在冲突热点通过代理人进行战争，从东南亚到中美，从中东到西南非洲。这些冲突的进行，更多处于地缘政治的需要，而不是道德原则。传统正义邪恶界限的消失，正是这种现实政治的后果，也预演了冷战之后，全球化运动中的某些现象。

四，

我们在一个文学的小时代生活了不少年。文学圈沦为既定风格的团体操表演，不论主流，还是所谓另类。好像小市民、小官僚、小愤青的日常生活，就是人类存在的常态。这种时代也有禀赋过人之辈，假如有幸托生在优越的文化环境里。他们容易写出一些漂亮的轻量级作品，技法圆熟，构思奇异，却影响不到文艺之外的世界，更不能流传久远。

小时代通常也是繁荣时代，人们抱着一个错觉——历史已经终结，重要问题已经解决。而所谓解决，即指凡事都有一个简单的说法，比如美国的技术及快乐至上，比如中国人迷信的经济万能（政治经济学理论一直就是这么教的）。能被无数通俗故事反复演绎说法，都是来自利益集团的符号操控。人们偶尔的恐慌和信念动摇，自有事先激活的犬儒精神和鸵鸟政策去对冲。即便少数持异见者的思想，也难得溢出超出这个包线，不管他们说了多少个不字。他们自己就是那套叙事的产物；红歌唱拐了调，也还是红歌，不管祭出什么样的后学理论。直到有一天，大家发觉自己被忽悠了，而且所有的好人坏蛋，原来都在一条船上。

曾经读过一篇文章，讲纽约文学生态的变化。过去梅勒、维达尔那些人见了面，一言不合便老拳相向，而现在的才子们都是政治正确，彬彬有礼。约瑟夫·海勒辈份低些，但也是在战场上阅历到人生的真相。二战结束后他结了婚，靠复员军人津贴读完大学，教过几年写作课，后来进了一家广告公司，而且干的不错，同时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。那一代作家写过广告词的不少——就像海明威那代人往往从记者干起——除海勒之外，还有巴勒斯（《赤裸午餐》）等人，以及稍晚的德里罗、拉什迪等人。那是个需要想象力的行当，很不好混。可今天的作家呢，你能数出几个不是写作班出身？

获得《第22条军规》的灵感，是他大女儿艾丽卡出生后的事情。据她在新书《尤萨连在此安睡》中回忆，完成这部书连续化了九年时间。她说父亲在公司上班之余，按部就班地写作；每当完成一部分，都要反复审读，一面用留声机放巴赫的音乐。他还常把把太太、女儿打发上街，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他的大书，半开玩笑地告诉她们，忘记给他带回披萨饼，就不让进门。

海勒一家把那些年叫做“纪元前”，只是这里的B.C. 指的是Before Catch-22（《第22条军规》之前）。很快他遇见一位热心的经纪人，帮他在西蒙—舒斯特出版社找到一位同样热心的编辑。小说原定的书名是《第18条军规》，但当时有一部畅销书叫《快乐大街18号》，为避免撞车，只好临时改名。书出版后，他们夫妇每天去书店欣赏成功的景象。但在最初两年里，评论界对这部小说褒贬不一。毕竟书中对于美国的军队、社会和价值观的描述超出了一般人的接受能力，尤其是把政治和战争描写成生意。但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逐步升级，作者的寓言风格显示出启示录般的力量。

成功后的海勒一家迁入纽约一栋豪华公寓楼，那里不少住户都是世界级文化名流。艾丽卡·海勒在回忆录中说，他们搭乘电梯时，就会碰到乔治·巴兰钦这样的人物。但不止一部传记提到海勒和那些纯文学作家，反倒不如和马里奥·普佐（《教父》作者）这样的通俗作家走得更近。显然，这不是一个文化立场势利的人。我曾询问艾丽卡·海勒，他父亲那种众声喧哗的文风，是否和他混杂型的趣味有关。她说：“他的朋友有的是作家、艺术家，有的不是。他喜欢康尼岛的热狗，也会享受上等餐馆的美食，尤其是别人买单的时候。他爱鲍勃·迪伦，也爱巴赫。他的趣味广泛，思想活跃，好奇心强，从不附庸风雅。”

像很多成功者一样，海勒开始出轨，离婚，再婚。但那已经是文学之外的话题。重要的是，在他有生之年，始终有新作不断问世。很多人认为后来的《出事了》，是他最好的小说，用我们这边近年的说法，也是最“好看”的。然而最终成为招牌的，却仍是《第22条军规》。人世间的事，往往如此。《第22条军规》出版于1961年。那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。就在那一年，“爸爸”海明威用猎枪打烂自己的脑袋。一个雄性的，英雄主义的文学王朝，就此终结。虽有梅勒、琼斯几个才子坚持硬汉传统和现实主义写作原则，但文化精神已经大不同于以往。50年代的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消费社会，年轻人的血性正被体制刻板的大公司驯服。威尔逊的小说《穿法兰绒套装的男人》，表达的就是由此而来的不满情绪。全球舞台上，美国的地位遭遇苏联领导的东方集团挑战，开始干涉古巴，并卷入东南亚冲突。时代已在期待气质不同的新型作家。

随着冷战结束，美国进入历史性的繁荣时期。承平日久，社会文化风尚开始无聊、琐屑，直到陷入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，加上眼下的经济危机，更多的人幡然醒悟——历史并未终结，而且整个体制出了问题。如今人们重拾一部半个世纪前的警世之作，当与这一大气候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