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，

四十年前，我在别人家的外国杂志上见到一幅画，标题叫《用做餐桌的代尔夫特的维米尔的鬼魂》。画中是一个半跪的人形，桌面般的右腿上放着一瓶酒。

萨尔瓦多·达利：《用做餐桌的代尔夫特的维米尔的鬼魂》

从此知道了画家达利、维米尔的名字；至于代尔夫特，这个地名根本没记住。当时中国还在文革期间，大家对于西方事物的了解，比月球、火星多不了多少。再说我还处在学龄前，知道的中国地名也没几个，除了沈阳和上海，没见过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。

与此同时，来自加拿大年轻人布鲁克在荷兰冒雨骑车旅行，滑倒在路边。他找到一个人家避雨。主人收留了他，告诉他前面不远就是代尔夫特。次日，布鲁克重新上路，按照指点赶去参观那里的名胜。除了尼德兰常见的风车、运河、砖墙建筑，那里还以一种蓝陶出名。那些白底蓝花的陶器，最初是为模仿明代青花瓷。今天常见的多为旅游纪念品，尤其是做成木鞋形状的小摆设。

像很多古城一样，那是一个储存历史记忆的地方。除17世纪发达的商业，那里还是画家维米尔度过一生的地方。在运河边的老教堂，布鲁克发现一块铺地的石板，上面铭刻着：约翰内斯·维米尔，1632—1675。大师的遗骨就埋在下面某个地方。

很多年后，布鲁克在一本名叫《维米尔的帽子》的书中，回顾了早年那段经历。作者好像策划了一个想象的微型画展，再细细讲解维米尔画中暗藏的玄机。和很多读者一样，我也是在美术馆礼品部注意到此书，而不是在书店。

《维米尔的帽子》封面，作者：卜正民

十几年来，维米尔这位荷兰“黄金时代”画家成了艺术世界的大明星，加上他的另外两位同胞伦勃朗和梵高，在人们的视野中无所不在。有关他的图书、话题不计其数。十年前，榭瓦利埃的《戴珍珠耳环的女孩》热销，好莱坞也在筹拍电影版（斯佳丽·乔韩森后因主演该片，成为一线明星）。小说为那副名画虚构了一个模特，用来探讨艺术和爱情之间的永恒纠结。

约翰内斯·维米尔：《戴珍珠耳环的女孩》

那年我从加州移居纽约。一别十余载，想看的东西太多，恰好大都会美术馆有个巡回展《维米尔与代尔夫特画派》。维米尔作品现存34幅，散藏于欧美17家机构或私人收藏。此次大展汇集到其中半数，但独缺那幅“北方蒙娜丽莎”。一个三百多年前的无名少女，成了展览期间不断出没的幽灵，虽不在场，却总是话题的中心。

“幽灵”藏身在海牙，是莫里茨伯爵府（现为美术馆）的镇馆之宝，极少外借。为一睹真迹，布鲁克多年后再访荷兰。这时他已经成为汉学名家，还起了卜正民这个中国名字。置身展厅，引起他更大兴趣的，却是画家早期的《代尔夫特风景》。画中有他早年目睹过的景象。三百多年过去，城市的格局和天际线，并没有根本变化。国外的古城，多靠修修补补保持盛世的原貌，而不是画蛇添足，妖形怪状地追赶潮流。

专注室内生活，是人们对维米尔的成见。其实他也是景观画的先驱。在《维米尔的帽子》中，卜正民说维米尔的世界不是四壁之内的封闭空间，它联系着广大的世界。他先演示一番福尔摩斯式的洞察力，就像《巴斯克维尔猎犬》或《玫瑰之名》那样。他说该画创作时间不会晚于1660年，因为天际线上的新教堂塔楼是空的。据档案记载，教堂的大钟安装于1660年。

作者的目光随即落在画中两个细节上。作者称这些细节为“门”——通过遮掩在背后的通道，可以穿越历史。首先，码头上泊靠着两艘荷兰特有的风帆渔船。从15到19世纪间，它们被用于捕捞北海鲱鱼。传统上，这是北欧挪威人的主要生计，但随着16世纪“小冰河期”到来，鲱鱼群南下荷兰水域，给这一地区带来巨大的渔业收益。

约翰内斯·维米尔：《代尔夫特风光》

二，

所谓小冰河期，是指大约15到18世纪的一个全球性气候现象。经常出现的较低气温，导致农作物减产，黑死病等瘟疫流行，以及游牧民族更多的迁徙和掠夺。异常气候对于欧亚大陆另一端，大体同时的明帝国有何影响的种种争论，近年在国内也时有所闻。

就此我请教过卜正民教授。他回信说：“寒冷气候对满人肯定有所影响。气温下降缩短了植物生长期。17世纪30年代粮食歉收，使长城以北的人难以果腹。当时的女真人可以解散联盟，回到原有部落状态，但这个选择却不是后金统治者所乐见。”

除北方边境战争，水稻、小麦等传统粮食减少，在国内造成饥民引发的社会动乱。这种状况的改观，要等更加耐寒的农作物出现，比如玉米和马铃薯。它们来自美洲。不仅是粮食，还有很多经济作物。比如最初译作“淡芭孤”的烟草；它的影响不用说了。早年看苏东坡的《志林》，奇怪这个四川人谈吃竟不提辣味。后来才知道，辣椒从西半球进入中国厨房，还要再等几个世纪。由此说来，东坡酒家大可以改名哥伦布餐厅。

古代中国和美洲交往，却要通过欧洲人间接进行。《代尔夫特风景》的另一扇穿越之门，是画面偏左的一座建筑。维米尔生活的时代，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属的一座库房。

荷兰东印度公司创建于17世纪初。新近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的荷兰共和国，通过这一机构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。自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，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对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活动，获得巨大财富。不甘人后的荷兰陆续成立十余家商号，专营东方贸易。为避免恶性竞争，这些商号后来组成联盟，成为东印度公司，活动范围遍及全球。

这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公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。全日制的证券交易，就是17世纪荷兰人的创举。“三十年战争”期间，欧洲大量新教徒和犹太人避难到荷兰。他们是最有创新精神的人群，很多发明创造出现在荷兰，便不足为怪。当时甚至造出了可以行驶的潜艇。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，是东印度公司拥有议会授予的非商业特权，包括在海外发行货币和组织军队。

贸易开始摆脱区域限制，发展成全球活动。而使这种活动成为可能的，按照培根的说法，是靠三种技术发明——磁罗盘、造纸和火药。有了罗盘，船只才能在远海中定位；纸张使商人可以经常彼此通信，并保存大量账目记录；火药则带来武力上的优势。

卜正民进而指出，中国既是这些技术的来源，也是欧洲人远航的目的。自马可波罗口述中国之行，欧洲人便对世界另一端的无尽财富，充满了想象。这是一种反西方中心论的说法，而且引起我们的联想：是否早在鸦片战争之前，中国已经加入了近代世界经济体系。我曾请教作者是否把明代的中国，看作一个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“核心国家”。

他这样回答：“假如你觉得全球经济体系必须有个核心，或许晚明时的中国就是那个核心。它能以低于别人的成本做出品质更高的产品。但假如你怀疑全球体系，至少在它的初期，是否存在一个中心，那么你可以说中国只是网络中的一个结点，而不是中心。一个经济网络需要很多经济体的参与。中国需要东南亚，然后是欧洲和美洲市场，就像后者需要中国；这样才保证了产品、服务和货币，在这个体系中流通。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扮演了商品供应者的关键角色，然而西班牙做为信贷提供者（以白银的形式）的角色同样关键。荷兰人的角色则是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沟通、整合。这是一个众多角色参与的，多级互动的过程。”

三，

作者接着做了一系列案情分析。他先邀请读者观赏维米尔的《军官和微笑的女郎》。他要我们注意的，不是画中男女间的关系，更不是画面的构图、笔触或设色，而是画中求婚军人的帽子。

卜正民告诉我们，那个时代的体面男人，即便在室内，帽子也是不能摘的。脱帽致意这一老派风俗，很久以后才会出现。当时最好的制帽原料不是羊毛，而是海狸皮的底绒制成的毛毡。传统上，荷兰人消费的海狸皮毛由俄国供应。而在维米尔的时代，繁荣带来的普遍富裕，使得这一奢侈品供不应求，必须另辟货源。

于是法国探险家尚博兰航行到了加拿大。他用火枪和印第安原住民交易海狸皮，也卷入过和伊洛夸人的战斗。他的燧发枪显示出威力。于是印第安人踊跃提供大量皮毛，换来火枪，对付其他原住民部落。为保障海狸皮供应，法国人成了当地秩序责无旁贷的维持者，在部落之间合纵连横。尚博兰修建的防御工事，则成了魁北克城的前身。

但他真正想要的不是海狸皮。说起他的目的地，你一定觉得离谱，居然是中国。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了欧洲到东方的已知航道，在狭窄水域建立要塞，对他国通行者抽取重税。环球冒险的后来者只好另辟蹊径。由于对世界地理一知半解，他们有了从北美开辟新航道的构想。具体就是，通过圣劳伦斯河进入五大湖，再向西探寻通向太平洋的水路。

不仅法国人，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为同一目的，雇佣过英国海员哈德森。此人在北美发现的那条河，至今以他命名。荷兰人曾在河口建城，叫新阿姆斯特丹。后来该城落入英国之手，变成新约克，也就是纽约。

这个时代，地理大发现已经完成。卜正民认为17世纪的东西方关系，正进入一个不同阶段。比起16世纪欧洲人和新世界的粗放型交往，这一时期的外来人和原住民之间，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融合，学习对方的语言，了解对方的风俗。

然后作者把我们引到下一个场景。《读信的女郎》和《军官和微笑的女郎》描绘的情景，发生在同一间屋子，但是求婚的军官不见了。姑娘站在窗前读一封信；说不定就是那个戴海狸绒帽子的男人写的。

他要我们留心隔在观众和姑娘之间那张桌子。这张画你可能见过多次，但未必注意过桌上那块土耳其地毯。对于17世纪的荷兰中等人家，这样的舶来品铺在地上踩踏，实属暴殄天物。于是就上了桌。桌上还有一个青花瓷盘来自中国。盘中的水果摆放成静物画的样子。西方绘画史上，景物、风景均滥觞于荷兰。它们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的物质生活、审美趣味，以及背后的自豪感。

景德镇的青花瓷，原本是为供应西亚市场生产的出口产品。那些波斯风格的图纹，非常符合欧洲人的东方想象，于是成了争相求购的对象。用含钴的“回回蓝”釉料烧制器皿，也被误认为中国特色。郁金香投机狂潮期间，带郁金香图案的瓷器在荷兰热销，但随着市场泡沫破灭，东印度公司立刻取消了发到中国瓷窑的订单。

当时的中国人，虽有响应国际市场需求的敏感，却并未因此失去文化上的自信。他们以亲切垂询的态度，看待本地产品的国际声誉，如果不是全然蔑视。“红毛”趣味都是粗鄙的。同样粗鄙的，是沿海省份的暴发户。其中有些就是靠海外贸易发家。他们的生意经常带有走私性质，尤其是在福建沿海。他们的不法行为受到高策，这种来自北京的大太监保护。

像世界另一端的新兴市民一样，他们也有附庸风雅的渴望。也许购进了太多赝品文物，也许自己的卑俗举止遭受过世家子弟耻笑，于是《长物志》那样的读物，便成了晚明版《格调》。作者文震亨在书中标榜的精雅生活令他们神往。很多人通过这本书，获得了宋代官瓷的最初知识。

四，

当时中国人只热衷于一种舶来品，就是钱本身。从那时候起，中国人就有换取外汇，储备外汇的热情。当时的外汇是白银。中国市场如同黑洞，吸入光泽耀眼的贵重金属。明帝国的货币体系以白银为基准，但由于官府对这项资源严格控制，国内产银量十分有限。当时市面流通的白银主要产自日本，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。

由于德川幕府实行海禁，仅特许荷兰人在长崎附近设立通商机构。日本白银被荷兰商船运往亚洲各处，采购当地商品。一个更重要来源是南美。当时产自秘鲁的白银，很多没有输送回西班牙，而是运到太平洋另一侧的马尼拉，和那里的福建商人交换中国奢侈品。西班牙政府对此屡禁不止。

原因十分简单。首先，白银是唯一在中国有竞争力的外来商品；其次，白银在中国兑换到的黄金，远多于在欧洲。就是说白银的这种流动，可能是利用汇差的套利行为。很多读者或许会想起弗兰克那本《白银资本》。

弗兰克认为，当时欧洲的对华贸易中，后者对于前者的商品没有需求。他归结为西方发展水平低下，产品缺乏竞争力，只能依赖从美洲掠夺白银，支付中国生产商。反观中国，吸收巨量的外来白银，却没有导致通货膨胀。他推论说，这是因为中国国内有巨大的生产和市场规模，使那些银钱正常流通。这个观点曾引起国内学者强烈争论。

关于白银的冲击，西方学者中也有很大争议。有人认为它导致晚明的繁荣，而由此而来的通货膨胀，又促成了明朝衰亡。“对此我表示怀疑，”卜正民告诉我。“与国内贸易相比，当时外贸规模很小，而经济规模那样庞大，不会因白银的流入受到根本影响。实际情况是，沿海地区少数人由此致富。这些人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，用于艺术、教育和奢侈消费。白银的主要作用，是强化了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纽带，并将欧洲拉进中国经济的轨道，虽然从长期结果来看，则是中国进入了欧洲的轨道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又想到卜正民的《纵乐的困惑，明代的商业与文化》。书中借用一个仕途多舛的下层官僚视角，从内部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。在其编纂的歙县地方志中，他对当时盛行的拜金主义大加痛斥。对他来说，白银流通造成了礼崩乐坏、贫富悬殊。假如活在今天，老先生一定活跃在“乌有之乡”，怀念朱元璋重农抑商的英明政策。但他不能理解，正是早期国策造成的粮食剩余，使后来的商业发展成为可能。而最初以国防为目的修筑的运河、驿道，也为商贾行旅提供了便利。

至少，大量白银未能使明朝免于灭亡。当维米尔在代尔夫特进入绘画成熟期，那个雄踞世界东方的伟大帝国，已经成为历史概念。

当代英美学者常有文学化的写作倾向。他们旁征博引各类边缘文献，在不同社会、文化、历史现象之间往返勾连，通过日常细节，把年鉴派史学的全景描述纳入小说式的情节关系。国内读者熟悉的史景迁的作品，以及孔飞力对于乾隆朝剪辫案的叙述，都是这方面的例子。流风所及，一些自然科学家也日重文采，比如两获普利策奖的昆虫学家威尔逊。

而在国内，这种写作的影响则限于新派小说、随笔。一些作者用借来的视角和口吻，描写中国事物。这也算是“作家学者化”的一个另类注脚吧。

《维米尔的帽子》中有个深刻的见解，关于西方人积累知识的能力。没有这种能力，就凭几个冒险家，拿几杆火枪，驾着几条破帆船，怎么可能完成全球范围的殖民征服。很多上了洋人贼船的苦力，跟着人家转了半个世界，也没弄清自己在哪儿。异国他乡，茫茫大海，他们只有听天由命。

世上谁又不是听天由命？起维米尔于地下，怕是也难逆料自己的几张小画，竟引起后人连篇累牍的议论。当年荷兰画家受市场驱遣，普遍多产，他这个倒插门的赘婿却要打理岳母家的生意。做为画家，他是个完美主义者，作品很少，影响从未超出本埠。他的寿命也短。很长时间，他的身后之名还不如同样短命的同代人梅苏。

19世纪，维米尔的影响开始抬头。他的题材多为世俗生活场景，但他点染出的人物，往往有着宗教画般的安详神态。他的作品因此有了超脱于凡俗的效果。然而作品本身的物质性，决定了它们历史性的存在。

1937年，以制作赝品为生的荷兰人梅格伦，伪造了托名维米尔的宗教画《温泉城晚餐》。二战期间，这幅假画被德国元帅戈林购得。战后，梅格伦因此以叛国和出卖国宝受审。他承认自己造假，并当场重复制作过程，以免被判极刑。人们又因为他骗过纳粹党魁，把他奉为英雄，作品身价也随之暴涨，很快成了新的造假对象。造假者中，居然就有他的儿子。

今年，维米尔的《代尔夫特风景》成为荷兰皇家铸币局的入选图案，模压在新发行的纪念银币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