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，

走进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前厅，第一眼就会看到那座近30米高的巨型骨架模型——一头成年重龙好像马戏团的大象，用后腿直立，高悬的前肢，准备凌空下击。一只幼崽瑟缩在它身后。在它们面前，是一头凌牙厉爪的特异龙，咄咄进逼。

重龙是我们星球上行走过的最大动物之一。成年个体身长达26米，体重约20吨。这种生活在侏罗纪晚期（1亿4千5百万年前）的素食动物，属于四足行走的蜥足类恐龙。而伺机进攻的特异龙，则是那个地质年代最大的肉食动物，处于食物链的顶端，就像今天非洲草原上的狮子。

自从1991安装完毕，这件装置已成为纽约重要的公共艺术，壮观并充满戏剧性张力。总之，酷。一个史前动物界的生存竞争场景，被呈现为善恶决战之前，张弓待发的瞬间。有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说科学是一种话语构建。至少在古脊椎动物领域，这话倒不完全像是诡辩。由此也不难看出，对于当代博物馆，教育和娱乐之间的功能划分，已不再泾渭分明。

争议也随之而来。比如特异龙是否会单独挑战成年重龙？它们的体重相差近20吨。就像再悍猛的越野车，你也不敢开着它擦撞满载的集装箱货车。更多疑问，则集中在重龙身上：蜥足类恐龙能用后腿直立吗？对于雄性个体，前肢离地是起码的要求，否则无法交配。然而达到几乎垂直的程度，就意味着心脏要把血液泵送至20多米的高度，为脑部供氧。甚至有专家推测，重龙可能长了八个心脏，沿着长颈，将血液分级压升到高耸的头部。

事过20年，当初参与装置设计的马克·诺雷尔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，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诺雷尔在博物馆主持古生物学部门。由他策划的新展览“世界最大的恐龙”，是这个月纽约人议论最多的文化事件之一。很多人认为美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。但我个人有个粗浅的观感，即他们的知识分子经常不弄文科，而是一些从事普及工作的科学家，努力激发公众的智力好奇心。这种普及不是专业水准的降低，而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文明秩序。

新展设在博物馆四楼。进入特设的展室之前，不妨先去转转隔壁的恐龙大厅，做为地球现任统治者的一员，检阅一下这个自然史上最成功的陆生动物。如今它们只是摆成各种姿势的石头，比宠物更安全，哪怕凶恶的霸王龙和恐手龙，还有那只装模作样，啃食猎物骨头的特异龙。

这里收藏的早期恐龙不多，最有名的标本，是一具基本完整的恩氏宽街龙，来自三叠纪，距今两亿年前后。它以植物为食，属于蜥足类的原始形态。此后几千万年，那个支系繁育出空前绝后的庞然大物，也就是“世界最大的恐龙”中的主角。那时地球已经进入侏罗纪。在这个新的地质时代，原本合而为一的盘古大陆逐渐分裂，型成北方的劳亚大陆和南方的贡瓦纳大陆。当时的气候普遍温暖湿润，地表覆盖着繁茂的蕨类和裸子针叶植物。

这间展厅很大一部分，被一具拱桥般的骨架化石占据。那是迷惑龙，可以代表蜥足类的一般特征——笨重而庞大，伸着长脖子，拖着长尾巴，就像恐龙片中总会看到的那些大家伙一样。要论体量，就算前面提到的重龙，也不能和它相提并论。侏罗纪是它们的生活的黄金时代。有时候我甚至怀疑，那个时代的地球引力，是否要比现在小很多。

每次走过这些巨大的化石，我都会心生敬畏。自三叠纪晚期，到白垩纪结束时骤然灭绝，这些家伙在陆地上统治了一亿六千万年。相形之下，包括我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，除物种多样性之外，并不特别成功。就像文明史范围之内，当我们面对汉唐、罗马、阿拉伯，那些以往帝国的成就，也常会自叹不如。

曾《纽约时报》上见过一篇文章，说很多小孩喜欢恐龙，是因为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大人不懂的怪词，组成一套他们自己的黑话，而古怪的原因，又随各国语言变化而异。

侏罗纪就属于这种怪词。它的最初来源是大科学家洪堡发现，汝拉山脉的瑞士部分裸露的的沉积岩层，与和相邻地层时代迥异。后来则由法国人布隆尼亚尔正式命名为汝拉纪。至于“侏罗纪”的译法，则来自日语的汉字音读。其它如奥陶纪、志留纪等译名，也都是如此。这些译名早已约定俗成，看不到重新修订的迹象。

     二，

“世界最大的恐龙”展，设在一个特别布置的展览空间。你会感觉一头撞进《纳尼亚》里的魔法壁橱，然后在另一个世界走迷了路。

周边是遮天蔽日的中生代密林。你恍惚觉得半空中有两只眼睛，猛一抬头，还以为枝叶间探出一条巨蟒。定睛再看，原来那是一座蜥足类恐龙模型的长脖子。这是银龙，科学已知最大的恐龙，仅在阿根廷发现过高度残损的化石。当它在白垩纪的贡瓦纳大陆兴盛繁衍时，我们更为熟悉的蜥足类，如梁龙、迷惑龙、圆顶龙和腕龙，早已在侏罗纪晚期，北方的劳亚大陆上灭绝了。

点题之后，你被引入一段曲折的走廊，走过人工布置的古植物丛林。低调的照明，营造出牧歌般的天地，甚至带有温室效果——一个史前世界被换算成气氛祥和的室内场景。展览完全排除了这类叙事中常见的，赤牙红爪的血腥厮杀。这里要讲的重点，只是动物的体量。虽然体量也是一种生存竞争的策略。低头再看脚下，就会看见印在地板上的恐龙脚印。估计得穿两百多号的鞋吧？再看步幅，几乎要用丈量。

布展人告诉我们，块头大小不仅仅是个外表问题。个头大，吃得就多，活得也长；反之就要通过频繁而大量的繁殖，增加种群延续的机会。但这里有个限度。大的同时也意味着重，这就需要消耗更多能量，支撑和移动沉重的身体。蚂蚁可以举起百倍于自重的物体。相比之下，奥运会举重记录简直算不了什么。四百多年前，伽利略就曾观察到：一只小狗能背起三只和它一样大的狗，而一匹马就未必驮得动另一匹马。

这里关注的不光是恐龙本身，还有它们所在的生态环境。这种系统性看待问题的眼光，近年在各个领域都很时兴，比如学者写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传，最后的书名通常叫做“某某和他的世界”。

于是展品中就少不了植物和史前昆虫的模型。其中一只古蜻蜓的长度和翼展，和现在小孩玩的模型飞机差不多。有人把这归结于古大气中更高的含氧量。但在大型恐龙生活的侏罗纪和白垩纪，大气中的氧气比重虽然高于今天，但并不特别显著。

自然选择才是更好的解释。任何物种在其历史早期，体量都很迷你，然后逐渐壮大。在生存和求偶竞争中，个头大的容易取胜，基因被保存复制的机会更多。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，就是别人轻易不敢惹你。就算一群狮子，要打成年犀牛或是大象的主意，也得好好掂量掂量。结果就会出现一些大到不能倒的霸主们。它们占尽优势，直到固有生态系统全面崩溃，历史翻至新的一页。

占据展厅中心位置的，是一具全尺寸的马门溪龙模型。这个模型的右侧，模拟恐龙的完整外貌；左面则是剥皮露骨的解剖图样。你可以看到皮下的肌肉、动脉、静脉、椎骨、食道、气管。同时它的这一侧面，还被设计成投影录像的屏幕：动态的录像画面，展示出远古动物的内脏如何运作。

这是来自中国的蜥足类恐龙，首次发现于1952年，在四川宜宾的马鸣溪渡口。由于地处公路建筑工地，于是起了个“建设马门溪龙“的学名。这个命名多少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。至于马鸣溪如何成了马门溪，据说造成错误的原因，是研究人员的口音问题。看来讲好普通话确实重要。

严格说来，马门溪龙算不上最大的恐龙。但它有一点特别，即按比例算，它的脖子最长，占到身长的一半。即便以蜥足类的标准衡量，这个比例也很夸张。而脖子的长度，恰好是这次展览的主要话题。参与策展的另一位科学家，波恩大学教授马丁·桑德尔，提出了一个外行人听来十分怪异的观点。他领导着一个分工细密的团队，包括营养学、工程学、生物力学、古植物学，等不同领域的专家，共同研究蜥足类恐龙体型庞大，颈部超长的原因。

桑德尔认为答案在于这类恐龙进食的方式：它们囫囵吞咽，而不是咀嚼嘴里的食物。他说咀嚼虽有助于消化，却延长了进食过程。展厅一角，安置着一个透明容器，里面装满蕨类、木贼等植物的枝叶，分量超过半吨。那是马门溪龙每天的食量。如果像大象那样细嚼慢咽，则要花上30小时才能吃完那份“绿沙拉”。然而一天只有24小时，即便省去睡眠时间。

但这需要更加复杂的消化过程，或通过胃石研磨（像鸡那样），或依靠发酵。投影在马门溪龙躯干上的录像，呈现了这个过程。吞咽有个好处，就是不需要强大的嚼肌，从而允许头部长得更小、更轻，随着细长的脖子，上下左右灵活地移动；几十吨重的躯体原地不动，也能够到高处和远处的植物嫩叶。CT扫描表明，蜥足类恐龙像鸟类一样，骨骼内有空腔，所以结构相对更轻。

然而头小，颅腔就小，脑容量自然不会很大。那这些恐龙的脑子够用吗？诺雷尔说，虽然它们不是思想家，但也不傻，否则不可能在地球上游荡一亿多年。一般来说，素食动物没有肉食动物聪明，毕竟它们的食物不会反抗，也不会逃跑。

展览看到这里，我们可以这样总结：古脊椎动物学这个词里，虽然还有脊椎二字，但这门学问早已不再限于和骨头打交道。它更关心动物的软组织，以及它们的行为方式。说起来，这也不是什么新潮流。科学家对这类问题的思考，已经进行了不少年，甚至在大众文化中，也有所反映。

     三，

这件事说起来，也快有20年了。当时斯皮尔伯格正在夏威夷，拍摄根据同名畅销书改编的科幻惊悚片《侏罗纪公园》。他请到几位古脊椎动物学界的大腕级人物，充当剧组的科学顾问。其中有个叫约翰·霍纳的，据说就是克莱顿的小说中，那位男主角的人物原型。

一次，拍摄进行到一场重头戏，千钧一发的那种：故事里的两个小孩，被一群凶猛的速盗龙，围堵在一间冷藏库里。其中一只，隔着玻璃窗朝里张望，分叉的舌头，咝咝地吞吐着。霍纳一看，说这不对。速盗龙这样的肉食恐龙，是代谢水平很高的恒温动物，不是冷血爬虫，怎么会吐出蛇信子似的舌头？于是建议修改。剧组人员灵机一动，设计出一个极富想象力的镜头，他们让速盗龙在冷藏室冰凉的窗玻璃上，呼出一片雾蒙蒙的哈气。体温的感觉就这样烘托出来了。

高成本大片的投资，很多是用在这类细节上。但这背后的知识储备，却是一种很难用“新钱”直接兑换的资本。而且你越是爱问这有什么用，积累起来就越难。文革期间有个电影里，葛优他爸在课上讲马尾巴的功能，这种无用的知识，遭到革命学生的叱笑。很多东西，就是这样给笑没的。

回到前面的话题。霍纳的说法，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古生物学家的新看法。在同行中间，他是个印第安纳·琼斯式的的人物，曾经挖掘到八具珍贵的霸王龙化石。但他最重要的贡献，却是通过研究新发现的慈母龙（一种鸭嘴龙），确认某些恐龙具有类似鸟类的行为特征，比如筑巢和育雏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那个造反有理的年月，就像从文化到科技的所有领域，古生物学界也发生过一场小规模革命，被称做“恐龙复兴”。激进的科学家推翻了一些陈旧的学说，比如把恐龙描绘成蠢笨的，在生存竞争中淘汰的物种。他们认为至少部分恐龙是恒温动物，而且是鸟类的祖先，有复杂的社会行为。《侏罗纪公园》里的速盗龙发动攻击时，那种全攻全守式的战术配合，就是这种观点的图解。

当文科理论家的眼光，从孤立的文本细读转移到语境研究，古脊椎动物学也不再限于化石的分析和描述。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，他们谈论研究领域中那些“软”的，甚至“虚”的部分，像恐龙的社会行为、生理功能以及它们生活的世界——它们是什么颜色？长不长毛？昼行还是夜行？能跑多快？——就像我们在“世界最大的恐龙”，这个展览中看到的那样。

人们对恐龙的兴趣，不仅在于其兴，也在于其亡。以前有个主流说法：这些呆滞的巨兽在生存竞争中，败给了聪明灵活的哺乳动物。卡尔维诺在小说《宇宙连环画》里，写过一头大灭绝后幸存的恐龙，混入一群新兴的哺乳动物，成了饱受冷眼的怪物和受气包。那些历史的宠儿，年复一年地重复一个反恐龙战斗故事，好像他们从来就是战无不胜的优良物种。

1980年，美国地质学家阿尔瓦雷兹在意大利野外勘察。他在峭壁间发现一处岩层，地质年代处于六千五百万年前的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。当时发生过一次物种大灭绝，兴盛的恐龙王朝，就在那时骤然毁灭。

阿尔瓦雷兹发现岩层中的金属铱含量，明显超过地表平均值。很快世界各地都发现该地层铱含量超标。这种元素在地壳中含量稀少，大多来自地幔，以及陨落地面的陨石和彗星等。他假设六千五百万年前，一个巨大的外来星体曾撞击地球。飞来横祸引发毁灭性地震、飓风、海啸，以及全球性火灾。全球生物减员过半，并由此重新洗牌。

恐龙的退出，为哺乳动物的发展，带来亿载难逢的机会。这个弱小种群，被长期排挤在生存舞台边缘，从未显示出竞争优势。它们捕食昆虫和软体动物，而后者依赖土壤中的腐殖质就能存活。寒酸的食谱让那些毛茸茸的惊慌小兽，在危难中觅得一线生机。这次生物史上意义重大的兴亡更替中，起决定作用的是天意，而非强者胜出的达尔文主义逻辑。

那么恐龙真的早已全部死光？并不是完全是这样。它们的后裔至今在世界上跃行，飞翔。越来越多的古生物学家相信，鸟类是兽足类恐龙的遗族。它们是6千5百万年前那场大灭绝的的幸存者。不论19世纪发现于巴伐利亚的始祖鸟标本，还是近年来自中国辽西的孔子鸟和带羽毛的兽足类化石，都说明恐龙到现代鸟类之间，存在着进化链的众多环节。

     四，

“世界最大的恐龙”的一个有趣布置，是它的互动部分。你可以触摸一些化石，体会它们的质地和分量。这里有一间展室，沙盘里面随处凸现出一些化石复制品。你可以用博物馆提供的工具，体会野外挖掘作业。跑到这里动手的，主要是些孩子。他们的父母正在隔壁大厅，专注于更复杂的古生物学问题。这种安排让我想到麦当劳的儿童游艺区。做为成人，你也可以过去体验一番，临时把自己当成专家，玩一会儿科学探险卡拉OK。

其实在国内，有个地方可以在更大范围内，体会古生物学的田野作业。几年前，德国古生物学家布尔克哈德·珀尔在辽西锦州附近的益州县，和当地合作建成了辽宁化石地质公园。这里除了正常的化石收藏、展示，另外开设了一处蒙古包营地。这里每年接待的人数不超过两千，除了部分游人，还有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科学家。观众、游客和古生物学家的角色，在这里是相互开放的。

博物馆和化石园区的总经理达米昂·勒鲁认为，科研活动应该面向所有人群，让他们有机会在一个侏罗纪公园式的背景下，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。他同时强调，必须限制来访者的批次和数量。人数一多，服务质量就会降低，高水平的交流更是空谈。受季节和环境限制，园区只在每年4到10月间开放。国内游人一般只是短时间参观，而参加化石采集研究的，仍然是外国人居多。

这个年轻的法国人以前从事潜水，参加过海洋探险名家雅克·古斯图的团队。由于他对古生物学的兴趣，还有艺术方面的专长，被请去打理化石公园和博物馆的日常事务。他强调恐龙不是一堆落满灰土的石头，它们本来是活的，要让人感觉到这一点。

再就是环保。博物馆使用的电力，主要来自风力和太阳能，还要实行全面的回收政策。勒鲁说：“当我离开的时候，这里要比我当初来的时候好，而不是相反。”他说服老板，要让这块不毛之地恢复生机。他们开掘出一片人工湖，然后种植了五千棵树。很快便有26种鸟类前来筑巢，还有大量的昆虫和若干种爬行动物，然后是刺猬。

近十几年，辽西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古鸟类，以及似鸟兽足类恐龙化石。这些发现为鸟类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假说，提供了重要佐证。但有一件事让我好奇，那就是中国的科学家，似乎很少提出理论上的这类假说。他们好像从不热衷讲述自己的“大故事”。对此我请教过几个有名的专家，然而他们却对我的好奇心，报以一致的沉默。或许我的问题实在太愚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