排练一开始，我就发现，有关这位年轻指挥家的种种传闻基本不靠谱。我的想象让媒体误导了。这些年，杜达梅尔青春火爆的招牌风格，是乐评家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他的演出剧照，无一例外展示一个表情迷狂、颊窝深陷、两臂张扬的卷发青年，好像南美足球前锋在庆祝破门。而当乐声清冽地响起，此刻呈现的，却是一番冰雪天地。

洛杉矶爱乐乐团结束了欧洲巡演，正在准备回到迪斯尼音乐厅后的首场演出。由于已经是第四次排练，指挥只对个别乐句再做少许细部推敲。首席乐师夏利福尔不时起立，向身后的乐手示范指挥意图——这里要crescendo（意大利语：渐强），应该是这样。由于杜达梅尔本人英语表达能力有限，这样的协助更显必要。这位古典音乐界的超级新星，也从不吝惜展示输出功率上千瓦的性感笑容。

先是韦伯恩的《五首管弦乐小品》。这首俳句般洗练的十二音体系作品全长26小节，不算打击乐，仅用16件乐器；寥寥几笔，加上留白似的休止，传递着枯寂的禅意，残月无影，落花有声，无常如世界本身。接下来是武满彻的《弦乐安魂曲》，这两部作品相邻也就顺理成章。1959年，正在东京访问的斯特拉文斯基，在日本广播公司意外听到这部日本现代作品，对之大加赞赏。贫病交加的武满，也由此成为最早拥有国际声名的亚洲作曲家。

对于将要举行的音乐会，布鲁克纳的《E大调第七交响曲》才是主菜。轮到排练该曲时，大群乐手自后台出现，就像走出埋伏的士兵，各持器械，进入阵位。比起前两曲那种忍者式的暗袭，乐队现在摆出重兵野战的架势。少年得志的杜达梅尔这次选取的作品，分别出自三位命运坎坷的作曲家之手，单凭这份眼界，已经让我对次日的正式演出充满期待。

第一次听说古斯塔夫·杜达梅尔的名字，是在2004年春天。当时旅行到班贝格，这座充满中世纪古风的德国南方小城。这里刚举办过首届古斯塔夫·马勒指挥大赛。听说最后夺冠的，是一位来自南美的年轻人。

像海德堡一样，班贝格于上世纪40年代侥幸免于战火洗劫，因此保存了不少名胜，比如它的罗曼式大教堂。对于外国人，这里更出名的是交响乐团。乐团的前身来自布拉格，最初的成员都是德裔。二战后，这些乐师被捷克驱逐，迁往战败的德国，并于1946年在班贝格重新组团。

近年这家乐团设立了三年一届的马勒比赛。据说2004年那次，24岁的古斯塔夫·杜达梅尔从半决赛开始，一路表现抢眼。他在决赛中指挥马勒规制宏大的《第五交响曲》，并最终折桂。那届赛事的评委之一，正是洛杉矶爱乐当时的指挥萨洛宁。这个来自委内瑞拉的年轻人，一夜之间扬名世界，但他当时的曲目，还仅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。你很难把他和晚期浪漫派之外的作品牵扯到一起。

排练开始前，我先去音乐厅后台，拜访小提家王冰。这位当年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材生，后来又到美国，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匹博迪音乐学院深造，除了在洛杉矶爱乐担任副首席乐师，她也和让—伊夫·蒂博戴、朗朗、祖克曼这些大牌演奏家合作室内乐。

她一边带我参观私人休息室，一边告诉我，古斯塔夫不仅只熟悉马勒，他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展曲目，对法国印象派作品，更有一番独到心得。除对作品本能的领悟和解释力，他还具有惊人的记忆力，总是背谱演出。这不仅是记忆的问题。它表明一个指挥家在阐释作品时，能否对所有细节了然于心。我请她就杜达梅尔和前任指挥萨洛宁的个人风格，做个简单的比较。

“一个北欧人，一个南美人，气质完全相反，”她说。“萨洛宁喜欢理性的分析，古斯塔夫是把自己变成音乐。和他一起工作，是一种巨大的幸运。”

据多家媒体报道，杜达梅尔签约这家乐团，正是萨洛宁本人撮合的结果。这位芬兰指挥家以五十岁盛年，从一个大乐团常任指挥的位子上提早荣退，或许有集中精力作曲的考虑。该团有着雇用年轻外籍指挥的传统，当初萨洛宁本人接受这个位置时，也不过32岁。此前还有过26岁的印度人祖宾·梅塔。

这不是没有风险。指挥是音乐家里的另类，不同于歌手或是器乐演奏家，他们唯一的装备，就是姿势和手势。除了排练时做些指令和说明，他们在这门声音的艺术里，是无声的。他们贡献的，是无形的思想、眼界和趣味。洛城爱乐的风险投资，得到了丰厚回报，从经过雕琢的音色，到别具巧思的曲目编排，当然还有明星人物的票房号召力。

第二天晚上再次来到沃特·迪斯尼音乐厅，这座弗兰克·盖里设计的解构风格建筑里，已经聚满各色人等，三五成群，看与被看，构成高端文化活动中的惯常景观。

音乐会上半场略嫌匆忙。韦伯恩的《五首管弦乐小品》，这件音乐微雕耗时仅5分钟，惊鸿一现，便要为下面的演出重组乐队。下面，武满彻同样无调性的《安魂曲》，长度也没超过10分钟。这首为清濑保二（《七武士》和《罗生门》配乐，曾短期指导武满创作）去世而做的小品，凄厉而哀怨，但缺少传统追思弥撒中那种必不可少的救赎和超越性。这个悬念被杜达梅尔留到中场休息之后。

换个资质稍逊的指挥，怕是不敢这样玩。一个好指挥，不仅致力于作品的结构分析和音色处理，他还要懂得如何设计音乐会。这次音乐会的编排就很有趣味：上半场呈现两幅20世纪序列音乐的速写侧影，再回溯到19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乐理源头。另一方面，他又祈灵于某种宗教激情，祓除现代美学中的虚无主义愁云惨雾。两条线索彼此交织成一个有力的故事。

当乐队再次就位，奏响布鲁克纳“第七”；晨雾般凄迷的小提琴颤奏中，大提琴和号角起伏连绵成音响的崇山峻岭。相信多数听众已经认定，昂贵的票价物超所值。

这是一只超编的乐队，铜管组各多了一支圆号和小号。九把低音提琴，如同第一、第二小提琴组，别出心裁地分列在左右两翼，增加对比；定音鼓前方，还有四只不大常见的瓦格纳号。这是瓦格纳为强化《尼伯龙指环》的戏剧效果而专门发明的。布鲁克纳写作“第七”期间，接到他素为敬仰的瓦格纳去世的噩耗，于是慢板乐章的尾声，成了祭拜新故大师的献辞。

与上半场的《安魂曲》相呼应，布鲁克纳的“第七”中，不时有来自瓦格纳世界的幽灵般出没。这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大师，他的音乐最终是关于救赎与解放。杜达梅尔魔棒下的洛杉矶爱乐，应对一部高难度的巨作，表现出游刃有余的从容。他们耐心地发展每一个动机，就像出色的情人不断延迟高潮的最终到来，直到暗涌的岩浆喷薄而出；音乐升华到光辉崇高的顶点。

当今国际乐坛上，杜达梅尔属于另类。他没进过欧美任何一所音乐名校，所接受的是另一套全然不同的音乐教育。

1981年，古斯塔夫·杜达梅尔出生在委内瑞拉西北部的巴尔基希梅托，父亲是当地一个骚萨舞乐队的长号手。他自幼显露出天生的音乐DNA，5岁便开始去学校学音乐。他的学校，属于“委内瑞拉国立青年及儿童管弦乐队系统”，通常简称El Systema。有个故事，说他小时候，喜欢把很多偶人按乐队编制排列起来，然后随着收音机里的音乐，照猫画虎地指挥。12岁那年，父亲离家外出工作，把他留在家里，跟爷爷、奶奶生活。

提到委内瑞拉，人们通常想到现任总统沙维兹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国家拥有一套足以令任何人赞叹的音乐教育体系，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青少年管弦乐队系统。这是一个全国性组织，每年招收超过20万学童，在所属的200个乐团学习。早在杜达梅尔成名之前，他们培养的低音提琴手鲁伊兹，已经被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录用。

该组织的创办人何塞·安东尼奥·阿布鲁，除了音乐家这层身份，还是一个做过国会议员的经济学家。但据接触过他的人介绍，这是一个使徒般的理想主义者，生活简朴，和一般政客毫无共同之处。他要建立一种文化环境，通过培养青少年的文明习惯，塑造他们的人格，推动社会改良。

阿布鲁的教育思想是寓教于（音）乐。他认为消灭贫穷的最佳方法，是消灭贫穷的文化；不是降低精英的文化水准，而是鼓励穷人熟悉高级文化。而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，就是西方古典音乐。毕竟这是覆盖人类心理频谱最为宽泛的一种艺术体系。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走上正道，那就提供一件乐器，通过相应的训练，引领他们进入艺术的世界，远离毒品和暴力。当一个穷孩子拿起了一件乐器，他就不再属于穷人了。

这是一种特殊版本的民粹思想。衡之以当代西方，尤其是美国的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尺度，这是自绝于主流意识形态，难逃精英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嫌疑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同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人，这也纯系谵妄的呓语。我们信奉的，是经济决定论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但由此而来的代价，则不仅是中国作家和球队模仿拉丁风格时，表现出的力不从心。这种工于计算浅近利益的文化，还让我们长期深陷于“微创新”的泥沼。更不要说那些致了富，却脱不了贫的大小贪官和老板们。

这种拉丁派教育思想，再次证明精英与民粹，本就是一体两面。这里还有一种可贵的诚实，即承认文化是有标准的。当多元文化论者提出所有文化一律平等时，指的不是取消风格元素（否则哪儿来的什么新纪元音乐、世界音乐），而是取消标准。而取缔标准的文化，就是没文化。标准始终屹立在文化生活的地平线上，成为我们心照不宣的图腾式存在。有谁真的相信，一个浸淫于莫扎特的人，在心智和人格情操上，会和唱红歌的人一样？

读初中的时候，赶上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乐团访华。该团的首席大提琴即兴增加了一个节目。他用胡琴拉了一段《白毛女》。他平生第一次接触到这件乐器，演出当天只练了6小时，便在当晚上台演出。当然有些生硬，但他毕竟只学了6小时。人们不禁要问，要是让一个胡琴家学6小时，哪怕6天大提琴，又会是什么结果？这也是一种标准。

标准永远会有。没有了专业的标准，也会有别的标准，比如独裁者的个人好恶。今天还有一种通行的标准，就是销售记录。这些标准由于未经历史的考核，显得尤为专横。

1975年，当阿布鲁组建玻利瓦尔乐团时，乐手基本是些来自欧洲的移民。为此他要培养本土出身的音乐家。但他真正的理想，是把高尚音乐教给来自贫困家庭的子弟。他的从政经历，赋予他另一种处世智慧，所以El Sistema能在一个政治气候多变的国家生存至今。像乌戈·沙维兹这样一位敌视西方，但标榜民粹路线的领导人，也在为他们提供经费。于是他才有缘慧眼识珠，把少年古斯塔夫从老家拉到首都学习指挥。剩下的，已经是历史。

在委内瑞拉的青少年培训系统中，任何一个孩子，从他第一次接触乐器开始，便要融入乐队，成为它的一员。他们的教育宗旨，首先是通过学习，规训孩子的行为举止。起孔子于地下，应该欣赏这种礼乐合一的教育思想。比起职业音乐家，这个世界更需要有教养的人。一旦哪个孩子学有所成，便有机会升入更高一级；经过反复选拔的优秀者，将最终进入加拉加斯的西蒙·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。杜达梅尔就是首先成为这支乐团的指挥，再由此踏上国际音乐舞台的。2008年末，他还曾率该团在北京演出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国内也曾有过类似的艺术及体育培训系统。当时北京从区到市，都有相应一级少年宫和体校。景山学校还有一支略有名气的学生乐队。但中国孩子学音乐，更多出于父母强迫，掌握所谓的一技之长，为将来出人头地热身，因此通常跟随来自专业团体的私人老师学习。我们的音乐教育体系，也缺少像阿布鲁这种对社会进步事业充满宗教热忱的领袖人物。再就是文化事业的发展，需要自由和自治。

中国一些音乐团体，也开始重视社会教育工作。我曾请教指挥家郑晓英，如何看待委内瑞拉的青少年管弦乐团系统。她在一封信中表示：

“我们虽然一直在做音乐普及，但是像委内瑞拉那样把它作为一项国民援助教育工程来做，真使我们大开眼界，也大大提升了我们对于音乐可以改造社会的信心。我十分敬佩委内瑞拉伟大的音乐教父何塞·阿布鲁和那些为此事业献身奋斗的众多音乐老师们，他们才是人类灵魂真正的工程师！向他们致敬！”

近年来，她领导的厦门爱乐乐团经常为年轻学生提供低价甚至免费演出。她也是把音乐置入一个故事背景。至少很多标题性曲目适合这样讲解，像普罗科菲耶夫的《彼得和狼》和老柴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至于贝多芬的音乐，她则引用作曲家的传记资料，作为诠释作品的注脚。

由于李云迪、朗朗、陈萨这些新人出现在国际乐坛，中国开始被西方人视为音乐教育大国。但这种教育的目的，仍然是培养以音乐谋取功名的人，而不是靠聆听音乐，获得生活乐趣的人。

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，不论对于家庭还是社会。但在多数国家，进入职业阶段之前的艺术教育，却被视作奢侈，而不是必须。当我们因为一个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修养，赞许他的良好家教，我们也在道德上默认了一种现实，即那种“奢侈”的教育，属于资源充裕的家庭，无需与社教有关。

近来那位“虎妈”推销的育儿经，讲的就是如何家教。她的书我没看过，但浏览过他丈夫的一本新书。从简介上看，这位耶鲁法学教授会多种外语，在朱丽亚音乐学院学过表演（类似进过中戏表演系），还出版过不错的侦探小说。少了这些，虎妞们的家教会是什么局面？

高端文化不应成为势利者的身份证。洛杉矶爱乐引进杜达梅尔的同时，也引进了造就这位明星的教育体系。乐团近年设立了洛杉矶青年乐团，简称YOLA。这是一项社区服务计划。据乐团教育部主任格蕾欣·尼尔森介绍，他们设立了若干活动中心；其中南区的孩子，基本来自低收入家庭；八成为西语裔，其余两成为非洲裔。

为困境中的青少年提供音乐教育，历史上不乏先例。中世纪的威尼斯有个收养弃婴的慈善收容所（Ospedale della Pietà），由15世纪的一位修士筹建。18世纪，安东尼奥·维瓦尔第（协奏组曲《四季》作者），把有音乐才华的孤女们组织成乐队（男孩学做其他手艺），并写过大量作品，供她们演奏。卢梭曾在《忏悔录》中，对她们的技艺极尽赞美之词。今天威尼斯那些头戴假发，演奏巴洛克时代作品的女乐手，正是当年那只乐队的遥远回响。

但音乐不仅是谋生的手段。它还可以是娱乐，是涵养性情的媒介。我问尼尔森，他们培训的孩子，有多少打算成为职业音乐家，又有多少仅仅是为提高修养。她说，当然只有极少数人能从事职业演奏。她的看法像是在呼应和阿布鲁——设立这项计划，是为了让不同社区的孩子，有机会通过音乐更好地学习做人。好的教育者，总会首先强调伦理，然后是知识，然后才是技能。我很怕若干年后，人们谈论一种叫作“中国病”的现象：数以亿计竞争力极强的人，互不信任，无法合作，最后成为一个失败的社会。

尼尔森强调，社会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，是倡导者不能把自己的想法，凭空强加给社区。你必须善用现有资源。作为教育项目的洛杉矶青年乐团计划，很大程度上是与公立学校系统合作实施的。洛杉矶的公立学校，曾有过高水平的音乐课程。有些音乐家，最初就是在校读书时开始学习音乐的。

洛杉矶爱乐的小提琴手伊丽莎白·贝克尔说，她早年就曾受益于公共音乐教育。现在她除在乐团演奏，还和同仁组织了一支小型乐队Xtet，推广当代先锋音乐。她说古典音乐是指用古典体系训练的人创作的音乐，而不仅限于18、19世纪的曲目。她本人的经历，证明公立学校可以进行完善的古典训练。现在政府缩减教育经费，而私立部门填补这个空缺，是值得欢迎的做法。现在洛杉矶地区已经拥有几十家非职业的青少年管弦乐团。

对于乐团，这或许也是一种自助，甚至自救的做法。根据去年一项统计，美国拥有超过三百家职业交响乐团。它们或多或少需要面对经济衰退导致的预算紧张和支持者的流失。它们必须像流行音乐那样，通过推广手段制造听众。业内人士发现，社会上最稳定的古典音乐受众群体，来自学过音乐的人。或许可以说，今天乐团培养的，不是未来的乐手，而是未来的听众。

再有一种推广手段，是让音乐变得更酷，更性感。杜达梅尔的指挥很性感，但他毕竟不像流行歌手那样，随时出现在大众媒体上。乐团今年开始了一项创意性计划，通过全美电影院线，直播部分音乐会，并邀请娱乐明星主持。最近一次直播，曲目都是柴可夫斯基取材莎士比亚剧作的交响诗，有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暴风雨》和《哈姆雷特》。幕间安排的讲解和朗读，则请奥兰多·布鲁姆（《指环王》中的精灵射手）担任。

我打电话给项目负责人克里斯·艾左齐安，询问直播效果如何。根据他的介绍，由于工作刚开始，很多数据尚未统计上来。我又问电影院的音响和音乐厅的差距如何解决，他说技术人员正在为此努力；据听众反应，环绕立体声效果非常震撼。可“震撼”这个词，听起来还是有点好莱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