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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事中的拐点

奎奇顿的科幻小说《侏罗纪公园》上来就是一串大场面,从蒙大拿山区的化石挖掘现场,到中美洲热带雨林,再到恐龙主题公园,效果十分震撼。一来为电影改编預埋伏笔,二是不给读者喘息之机。诚惶诚恐之余,你会忽略故事中的漏洞,比如那些科学家复制动物的同时,忽略了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。而且氧气在中生代大气中所占比例远高于现代大气,怕是只有恐龙当中的登山健将,才能在今天的地球上苟延残喘。

单靠场面宏大,并不足以保证故事的吸引力。这就需要作者设计一个关键性的“拐点”,把情节推向过山车的轨道最高端。没有这个势能储备,再多的场景堆砌,也只能是毫无动感的平铺直叙。这样的小说(电影亦然),就像设计平庸,但又不能退票的游乐场,缺德透顶。

《侏罗纪公园》的拐点出现在基因工程专家吴博士的实验室。他在琥珀矿中拣选叮咬过恐龙的中生代蚊虫,再从它们吸食的血液残留物中提取所需要的DNA,然后进行克隆。对于我这样的外行读者,这个构思极富创意,虽然一些保守的科学家告诉我们,这种方法的可操作性,只能在虚构文学中成立。很多恐龙生性凶猛,不得不加以控制,因此主题公园只圈养雌性动物;各个种群的数量短缺,要靠无性繁殖的个体补充。

为接补DNA的残缺部分,吴博士借用了非洲一种蛙类的基因。由于现代学术体制的繁密分工,这个生物工程高手却对蛙类毫无了解,不知道自己经手的两栖动物,会根据环境变化自动变性,就像他对古生物一无所知。他克隆出的恐龙一半变成了雄性。它们开始自然繁殖,数目激增,最后系统失控,灾难降临。

另一个例子出现在意大利作家艾柯的《傅科摆》中。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里,三个的出版社编辑扮演智力上的三剑客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们看到一份中世纪加密文件,据说出自神秘的圣殿骑士团。

这是十字军时代的一个武装教团,为去耶路撒冷朝圣的香客提供保护,在圣地承包工程,替参加东征的贵族管理财政,为此还建立过一套类似古代中国“飞钱”的信用体系。也就是说,他们兼营镖局、钱庄和建筑公司。1407年,深陷财政危机的法王菲利普四世见财起意,借口协助教皇调查骑士团崇拜异教偶像,然后把教团首领悉数捕杀,并将财产抄没入库。

关于圣殿骑士团,历史上众说纷纭,成为一大疑案;前些年爆红一时的《达芬奇密码》,对此也有一些装模作样的猜测。所幸艾柯没有指控这本书是剽窃。

三个编辑炮制了一个阴谋理论。在他们故事里,骑士团部分成员逃过清洗,藏身于欧洲各地。这些幸存者发现地球表面环绕着一种神秘电流,而控制它们的装置,就是盛过基督之血的圣杯;找到它,就等于掌握了和整个世界讨价还价的筹码。每隔一百二十年,他们都会派出代表,按照事先约定,和其他分支的成员会合,交换研究信息。16世纪末,藏身法国的骑士团成员渡过海峡,北上密会英国同袍,但接头未果。

此处正是《傅科摆》布设拐点的地方。这位思虑缜密的作者,想起教皇贵勾利13世曾于1582年颁布历法改革敕令,废除误差明显的儒略历。对罗马教廷深怀戒惧的英国王室怀疑其中另藏机诈,执意不奉新颁正朔;迟至1752年,他们才接受了沿用至今的格里历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历。结果来自法国和英国的两拨人,根据各自国家的历法安排接头时间——其中相差整整十天——结果失之交臂。

当时文艺复兴进入高潮,西方人正陷入历史性的知识狂热。讽刺的是,圣殿骑士团的知识研究计划,却在此时阴差阳错地陷入绝境。艾柯的故事并未就此打住:三个编辑说鬼见鬼,歪打正着,发现阴谋统治世界的地下社团就在身边,甚至威胁他们交出自己虚构的秘密。这些文弱书生不是电影里的印第安纳·琼斯,灾难临头他们只有任人宰割。

《傅科摆》的故事背景是1968年后的米兰和巴黎,学运风波余响宛在,一些人开始批判西方文化中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传统。这是历史的拐点,也是历史叙事的拐点;知识分子不但要改写文化的历史,还要改写自然的历史。

这一时期,美国古生物学家巴克通过一系列异端言论,引发了波及至今的“恐龙复兴”。他一反前辈对于生命演化史的达尔文主义解读,把恐龙描述成聪明而敏捷的恒温动物,彻底推翻了它们笨拙呆滞的传统形象。于是,《侏罗纪公园》里的速盗龙窜房越脊,跟人类打斗,活像一群古脊椎动物版霹雳娇娃。

下个月就是巴黎“五月风暴”四十年。上述两本小说都是那次运动的遥远回响。四十年后,我们这里也普及了奇装异服、摇滚乐,以及文化政治上的各种正确和不正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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