奎奇顿的科幻小说《侏罗纪公园》上来就是一串大场面，从蒙大拿山区的化石挖掘现场，到中美洲热带雨林，再到恐龙主题公园，效果十分震撼。一来为电影改编預埋伏笔，二是不给读者喘息之机。诚惶诚恐之余，你会忽略故事中的漏洞，比如那些科学家复制动物的同时，忽略了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。而且氧气在中生代大气中所占比例远高于现代大气，怕是只有恐龙当中的登山健将，才能在今天的地球上苟延残喘。

单靠场面宏大，并不足以保证故事的吸引力。这就需要作者设计一个关键性的“拐点”，把情节推向过山车的轨道最高端。没有这个势能储备，再多的场景堆砌，也只能是毫无动感的平铺直叙。这样的小说（电影亦然），就像设计平庸，但又不能退票的游乐场，缺德透顶。

《侏罗纪公园》的拐点出现在基因工程专家吴博士的实验室。他在琥珀矿中拣选叮咬过恐龙的中生代蚊虫，再从它们吸食的血液残留物中提取所需要的DNA，然后进行克隆。对于我这样的外行读者，这个构思极富创意，虽然一些保守的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种方法的可操作性，只能在虚构文学中成立。很多恐龙生性凶猛，不得不加以控制，因此主题公园只圈养雌性动物；各个种群的数量短缺，要靠无性繁殖的个体补充。

为接补DNA的残缺部分，吴博士借用了非洲一种蛙类的基因。由于现代学术体制的繁密分工，这个生物工程高手却对蛙类毫无了解，不知道自己经手的两栖动物，会根据环境变化自动变性，就像他对古生物一无所知。他克隆出的恐龙一半变成了雄性。它们开始自然繁殖，数目激增，最后系统失控，灾难降临。

另一个例子出现在意大利作家艾柯的《傅科摆》中。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里，三个的出版社编辑扮演智力上的三剑客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们看到一份中世纪加密文件，据说出自神秘的圣殿骑士团。

这是十字军时代的一个武装教团，为去耶路撒冷朝圣的香客提供保护，在圣地承包工程，替参加东征的贵族管理财政，为此还建立过一套类似古代中国“飞钱”的信用体系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兼营镖局、钱庄和建筑公司。1407年，深陷财政危机的法王菲利普四世见财起意，借口协助教皇调查骑士团崇拜异教偶像，然后把教团首领悉数捕杀，并将财产抄没入库。

关于圣殿骑士团，历史上众说纷纭，成为一大疑案；前些年爆红一时的《达芬奇密码》，对此也有一些装模作样的猜测。所幸艾柯没有指控这本书是剽窃。

三个编辑炮制了一个阴谋理论。在他们故事里，骑士团部分成员逃过清洗，藏身于欧洲各地。这些幸存者发现地球表面环绕着一种神秘电流，而控制它们的装置，就是盛过基督之血的圣杯；找到它，就等于掌握了和整个世界讨价还价的筹码。每隔一百二十年，他们都会派出代表，按照事先约定，和其他分支的成员会合，交换研究信息。16世纪末，藏身法国的骑士团成员渡过海峡，北上密会英国同袍，但接头未果。

此处正是《傅科摆》布设拐点的地方。这位思虑缜密的作者，想起教皇贵勾利13世曾于1582年颁布历法改革敕令，废除误差明显的儒略历。对罗马教廷深怀戒惧的英国王室怀疑其中另藏机诈，执意不奉新颁正朔；迟至1752年，他们才接受了沿用至今的格里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历。结果来自法国和英国的两拨人，根据各自国家的历法安排接头时间——其中相差整整十天——结果失之交臂。

当时文艺复兴进入高潮，西方人正陷入历史性的知识狂热。讽刺的是，圣殿骑士团的知识研究计划，却在此时阴差阳错地陷入绝境。艾柯的故事并未就此打住：三个编辑说鬼见鬼，歪打正着，发现阴谋统治世界的地下社团就在身边，甚至威胁他们交出自己虚构的秘密。这些文弱书生不是电影里的印第安纳·琼斯，灾难临头他们只有任人宰割。

《傅科摆》的故事背景是1968年后的米兰和巴黎，学运风波余响宛在，一些人开始批判西方文化中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传统。这是历史的拐点，也是历史叙事的拐点；知识分子不但要改写文化的历史，还要改写自然的历史。

这一时期，美国古生物学家巴克通过一系列异端言论，引发了波及至今的“恐龙复兴”。他一反前辈对于生命演化史的达尔文主义解读，把恐龙描述成聪明而敏捷的恒温动物，彻底推翻了它们笨拙呆滞的传统形象。于是，《侏罗纪公园》里的速盗龙窜房越脊，跟人类打斗，活像一群古脊椎动物版霹雳娇娃。

下个月就是巴黎“五月风暴”四十年。上述两本小说都是那次运动的遥远回响。四十年后，我们这里也普及了奇装异服、摇滚乐，以及文化政治上的各种正确和不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