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说主角是个开杂货店的，粗俗，臃肿，贪杯；总之，一个典型的中欧小市民。不幸之处在于，他还有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内心。做为狂热的蝴蝶收藏者，他对直翅目昆虫学，有着超乎一般专业人员的知识，就像作者纳博科夫本人。小店主一生的最大憾事，就是从未亲手捕到过异国的蝶种。他的足迹从没出过德国边境。于是出国成了他的梦。

去安达卢西亚，去巴西，去达尔马迪亚海岸（类似经验，我们很多人也都有吧）；他在想象中设计自己的旅程，努力攒钱，可凋敝的经济把他的积蓄，一次再次地变为废纸。他甚至在一次大战时报名参军，以为能被派往国外前线，可惜体检又不合格。多舛的命运把他扭曲得猥琐而粗暴（几年后拥戴国家社会主义党的，就有这类人吧）。他靠蝶蛹交易，赚了一小笔昧心钱，于是背着可怜的老伴，订了去西班牙的车票。正当他满怀憧憬嘟嘟囔囊地收拾行囊，一阵心绞痛要了他的命。

我语言知识有限，所以很少翻译东西。这次例外，更是彻底毁了我的情绪。每次想起这个故事，就象心里堵塞着不能破茧的蝶蛹。这个痛苦的孕化期绵延十几年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了一部就叫《蝴蝶》的法国电影，仿佛当年纳博科夫笔下的小业主，从一出压抑的黑色喜剧，转世到一个远为明丽的文本中。

他投胎到上世纪90年代的巴黎：一个名叫于连的老鳏夫，收集养殖各种蝴蝶，唯一的缺憾，是一种大若团扇的伊莎贝拉。当年老于连的儿子夭折前，曾梦见这种稀有的彩蝶。对他来说，伊莎贝拉就像他和亡子之间的灵媒。就在他准备去山区探访蝶讯，邻家一个没人照管的小女孩闯进他的生活，和他一道远足，还让他惹上官非。

在西方的叙事里，迷恋蝴蝶经常牵涉到变态心理。除了纳博科夫这种蝴蝶专家，还有谁能把一部恋童传奇，写到《罗丽塔》一般入骨三分？再如约翰·福尔斯的《采蝶人》，还有那本忘了什么人写的《沉默的羔羊》。所幸，《蝴蝶》的作者绕过了这一窠臼。

山中历险成了一老一少的对手戏，好像几段妙趣迭出的卡农。他们采集到伊莎贝拉的蛹，带回巴黎，在于连家的暗室中化蝶，然后放生。老头内心的伤痛，和儿子的亡灵一起得到超度。至于小女孩，失踪几天之后，则收获到母爱。这是个有点甜俗的故事，可问题是，我们的眼睛偶尔也会需要几颗巧克力豆；何况糖衣之下还包覆着孤独、死亡和救赎，这些大题目。

另一个城市，另一家影院。那里在演《那边几点钟？》，一位同胞的片子，也是关于孤独、死亡和救赎。一个男孩死了父亲，他在台北街上卖表，遇见一个要去巴黎的女人，他把手表调整到巴黎时间，女人到了巴黎无比郁闷，还做出几件不知象征什么的的奇怪举动，最后，男孩父亲的鬼影佛教意味十足地，走向一个杜伊勒里花园的费氏摩天轮。

影片的调子沉闷而做作，色情场面十分恶心，除了女主角相当可爱，不像巩丽、张子怡似的一脸贪相，眼睛里时不时伸出两只手来。片中有两处（也许更多）影涉特吕佛的《四百下敲打》，似乎有些元叙事，和向大师致敬的用意，可如今，这套后现代主义噱头，显得也太家常了吧？本应成为享受的观赏，结果成了忍受。

散场时意外碰到一位前女友，和她搞电影的新情人，于是聊了几句观后感。他们用圈内人的口吻，说我在电影里嫌恶的东西正是艺术。原来如彼。

当时隔壁放映厅在演《阿美丽·布兰奇遇记》。那也是一个甜俗然而有趣的法国片，讲蒙马特区一个咖啡馆女招待，用搞怪的办法帮助陌生人，我很喜欢。即便这让自己显得老土。在同一个城市背景下，对《阿美丽》来说，巴黎是想象的起点，而在《那边几点钟》里，巴黎则成了想象的终点。我好像看到蝴蝶以倒叙的方式，变回成毛毛虫。

我认识一些自认有文化的人，对所谓“表面的美感”十分不屑。过去一年里，莫扎特是当令话题，不少酷人贬低古典大师，也是因为所谓“表面的美感”。表面的美感固然有待超越，但它无论如何，不是必须批判的对象。何况莫扎特这个个案里，总还有些不那么表面的东西可谈吧？

世上有些东西，在你具备之前，最好别去非议。比如作为一个穷光蛋，我就不会说富有是件无聊事，只要财产来路正当。这样说的前提是，人有选择不富有的自由，就像人同样有权不美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