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53年，奥斯曼土耳其攻陷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堡垒君士坦丁堡。随之而来的烧杀淫掠自是难免，做为世界奇迹之一的圣智教堂，也被重新装修成清真寺。那些逃亡的希腊人，带着他们的财产和家眷，纷纷涌入亚德里亚海北岸的威尼斯共和国。这个控制着地中海贸易的城邦（相当于中世纪的纽约吧），到处装点着昔年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时，从拜占庭洗劫得来的战利品，包括圣马可教堂正门上的四匹青铜骏马。而那批丧失家园的流亡者，再也顾不上清算这些陈年旧账了。

唇亡则齿寒。唯利是图的威尼斯人必须直接面对土耳其的威胁。经过十六年的战争（雅典卫城的巴底农神庙便毁于这次战火），他们击溃了对方的海军，却丧失了扼控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，并于1479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。签署合约时，土耳其苏丹买哈迈德二世提出一个附加条件，要求威尼斯方面选派一位最好的画家，去伊斯坦布尔为他画像。做为战略上的输家，后者欣然从命。宗教争端再重要，也比不上和新崛起的东方霸主做生意来得实在。

元老们把这项使命，指派给詹蒂莱·贝利尼。至于他在总督府未竟的装饰工作，则改由其弟乔瓦尼接任。在中国，这位弟弟要比哥哥出名。除了个人的绘画成就，他还曾调教出两个更为出名的徒弟——乔尔乔内和提香。也正是这一时期，也就是艺术史上常说的Cinquecento（1500的意大利文简写，指十六世纪），盛极而衰的威尼斯共和国开始在文化上获得巨大成就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可以输出价值了。这也证明一个国家的软、硬两种实力，并不总成正比。

到达伊斯坦布尔后，贝利尼不辱使命。他为苏丹绘制了一幅笔法工细的侧面写真，很有领袖像的感觉，于是颇得荣宠。同时他还创作了一批深受伊斯兰细密画风格影响的作品。然而买哈迈德苏丹晏驾之后，他的继任者却没有继承他对西方艺术的偏好，而是把贝利尼留下的画作送到集市上贱卖，后来又被识货的欧洲人陆续买走。那幅苏丹像历经辗转，最终落户在伦敦的国立美术馆。

根据宫闱秘闻，威尼斯画派的影响并未就此终止。一个世纪后，一位苏丹下密诏给四位细密画师，命他们为一部歌颂其丰功伟绩的书籍作装饰，其中包括一幅苏丹本人的画像。奉旨办差的画师分做两派：一派受到所谓“法兰克风”的影响，试图再现人类看到的世界，强调透视、光影效果和细节描绘；另一派则沿袭尊奉伊斯兰教义的波斯传统，认为艺术只能模拟安拉神眼中事物的形态，因而拒绝一切外来的奇技淫巧。美学冲突很快激化成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。借用那个普鲁士上尉的著名逻辑，暴力往往是争论以特殊方式的延续。于是“人本派”和“原教旨派”各有一名巨匠死于非命。

两起谋杀出现在五百年后的一本题为《我的名字叫红》的土耳其小说里。该书作者帕慕克曾获200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。书中的故事似乎在向读者暗示：西方文明即使没有坚船利炮的殖民扩张，单靠其纯粹的美学力量，也能把其他文化折腾得鸡飞狗跳。很多东方国家倾向变革的人都有这种感觉，包括我本人在内，虽说这种感觉本身不无可疑之处。所谓东方 / 西方的世界划分，不过是一种描述历史进程的权宜之计；它源于历史，也终将归于历史。

负责修书的大臣，从波斯战场招回自己的外甥——他的名字叫黑——责命其克日缉获真凶。有迹象表明，凶手就在几名画师内部。他的作案动机，只是不能容忍外来画风对传统细密画的侵蚀。黑侦探的侦办手段，是从那些画作的笔法破绽中找出蛛丝马迹，因为笔法属于风格范畴，是艺术当中最为个人化的部分。于是有了悖论，因为伊斯兰艺术传统的最高境界，正是对于个人风格的否定。历史上很多细密画大师弄瞎自己的眼睛，以避免安拉创造的本真世界，受到感官色相的干扰。或许正是个人因素的不可避免，最终导致这种艺术的衰落。

就这样，黑的办案过程变成一系列关于艺术本质，以及艺术家与造物主关系的哲学讨论。同时我们读到，十六世纪末的土耳其，东西两线用兵，国力衰竭，社会内部败相丛生，不义盛行。这些描述让人联想到巴列维统治后期的伊朗。而这正是滋生原教旨主义的理想温床。所有这些使得《红》，具有不同于一般探案小说的百科全书气质。

作为小说，《红》属于历史探案一类。这个类型的小说，对于学者型作家，具有特殊吸引力。他们通过故事，帮助读者大众增长知识，比如历史掌故、旅游指南以及常用的古典词汇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（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作者）的《狄仁杰探案传奇》就属于这个类型。正是这点实用功能，给小说这一濒死的文学样式，注入一线苟延残喘的生机。

就我个人的看法，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·艾柯的《玫瑰之名》，代表了这一门类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。穿行于帕慕克营造的伊斯坦布尔迷宫般的古巷，你会听到那部杰作的隐约回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