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读小学的时候，中国文化还在闹革命，谁也不敢自外于大好形势；所以每个学期都有一段时间被送到厂矿农村，投身社会生产实践第一线。我对很多事物的了解，就从那时候开始。

因为劳动表现积极，我得到一份肥差做为奖励，跟另外几个小孩一起，给故宫打扫卫生，也就是得每天早起，在9点钟开门之前，先把养心殿的院子打扫干净。这点工作，不到8点就干完了，于是大家各占一张龙椅，补睡一觉。用来叫醒我们的，自然就是满族皇帝们，还有老佛爷把玩过的西洋自鸣钟。

丁丁当当的八音钟，可比俺们家的双铃马蹄表好听多啦。然后我们列队去文渊阁除草。那是紫禁城从不示人的一角，里面破败不堪，一座石桥的汉白玉栏杆，坍塌在下面的水池里；不少当年印制《四库全书》的木版，就露天堆放在室外。

一个月后，我们已经把故宫，里里外外勘察了一遍，除了皇极殿。那是压轴节目，最后由博物院领导委派代表，率领我们参观陈列在一座偏殿的《收租院》群塑。雕塑本身不错，风格有些《加莱义民》的意思。阶级斗争教育完了，我们被领去观赏昔日皇家的宝物。有个当干部的女生盯着珠宝首饰，差点吸到眼里抠不出来，而男生则对盔甲刀剑比较来电。我印象最深的展品是一座钟，18世纪产于英国，充满洛可可装饰风，驮在一头鎏金嵌宝的印度犀牛背上。

以前只见过动物园里的非洲双角犀，便觉着印度犀牛的独角或残或畸，非常奇怪。很多年后，我查到座钟上的犀牛确有所本：雌性，名克拉拉，生于印度。这是当年欧洲匠人唯一可能见过的犀牛。1741年，一个服务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年轻船长把她运回鹿特丹，然后巡游各国，接受各色人等观赏，包括普鲁士王菲特烈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女皇玛丽亚·特蕾莎，这些大人物。克拉拉天性温顺，只是跟水手处久了，嗜好啤酒和烟叶。

1749年，克拉拉运抵凡尔赛，在法国宫廷掀起一波新时尚，贵族们纷纷把假发做成犀角的款式；海军新建的一艘快舰，也被命名为“犀牛号”。当时启蒙主义思潮正盛，博物学家布封为她做了体检，她的肖像和词条，也被收入狄德罗和达朗贝的《百科全书》。这还不是克拉拉第一次被人造像。此前在德累斯顿，迈森制瓷坊的名匠坎德勒，为她画过很多速写，然后按图制成瓷塑。故宫钟表馆的犀牛座钟，便依照坎德勒的瓷塑拷贝而来。顺便说一句：迈森（时属萨克森选帝侯领地）是世界上第一个未经中国人指导，仿制成瓷器的地方。

克拉拉之前，西方人对犀牛的了解，仅限于纽伦堡画家丢勒1515年的一幅木刻。那年，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从印度弄来一头犀牛，然后送往罗马，讨好当时的教皇。从里斯本到热那亚这段路程只能走海运。当船经过马塞，早已等候在附近一座岛上的法国国王佛朗索瓦，请求一睹这头绝世奇兽。葡萄牙人不便拒绝，只得从命。法国人满足了好奇心，船只再次启锚，可没走多远便因风暴遇难。

画家丢勒身在纽伦堡，并未亲眼目睹犀牛，只能靠他人转述作画。他刻画的犀牛，皮肤质地斑驳，好象一层铠甲，肩胛之间还多了一根突出的尖角。那层铠甲，其实有其来历。犀牛启程去意大利之前，曼努埃尔一世曾把它结束停当，和一头幼象决斗。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曾说犀牛和大象是天敌，于是葡萄牙君主决定验证一下古人的说法。看来肉食者狸膏金钜，斗鸡走狗的那点出息，古今中外几无例外。当时犀牛披挂的是莫斡儿王朝印度骑兵的马甲；肩胛处那根凸出物，只是马鞍前的把手，帮助骑手冲杀时保持稳定，而并非西方人误以为的，犀牛的第二只角。

正是这个有欠准确的形象，曾流行于西方达两个多世纪，直到克拉拉到达欧洲，才终于得以纠正。佛罗伦萨的美迪奇家族，曾根据它设计过族徽；西方动物学的开山鼻祖，瑞士医生盖斯纳在他的《动物史》中，就用这张画做为犀牛的图解；比萨大教堂的西门上，也有这个图案的浮雕。直到今天，德语中仍然把印度犀牛称为“甲犀”。这些关于犀牛的逸闻背后，是一些知识的故事，以及比知识本身更加难解的历史。

去年，意大利一家私人美术馆在中国搞过一次巡回展，主要是一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。根据未经核实的传闻，外方曾有意拍卖其中的部分藏品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计划没能成功。等我回到北京时，展览已经结束，只在朋友家看到一份展品目录，其中之一，赫然竟是丢勒的印度犀牛的木刻印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