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，

十几年前，我被中国作协招去开青创会。一位中宣部官员莅临讲演，号召与会代表认真学习各种文件、思想。坐在我后排不远处，是一个公务员背景的小说家。台上领导讲演，他在下面给一个文友即时解读。领导说，非常希望和大家广交朋友，但本人愚钝，拙于交际，等等。公务员作家当即翻译，这是要求诸位主动上门，云云。

那位深谙官场文化的老兄，后来成了畅销书作家，但据说也因此提早致仕。从他身上我隐约看到一种传统在复活。中国历代历朝的文学家，除了李贺、曹雪芹，你能数出几个没干过公务员的？不同于古代士大夫的诗酒酬唱，当下作者的散文叙事写作，需要面对广大的市场。他们或多或少继承了《官场现形记》那类传统。

那位作家私下流露心曲，说那个体制非常人所能屈就。且举一例，为获领导青眼，你在积极工作之余，还要偶尔犯些无足轻重的小过失，让上司有机会批评斥责一番，这样才能成为领导信任的人。当时我相信，那种文化和生活方式，一定会有人书写记载。后来寓居国外，和国内的文学生活基本绝缘，直到去年在慕尼黑一个文学节上，有个从事翻译工作的北京朋友，向我推荐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。

回到纽约，专门跑了一回唐人街的公共图书馆，借了一套，利用一个周末全部看完。这般如饥似渴，原因只有一个：我没读过《明史》，于是心里总在问那个“后来呢”。本人作为非专业读者，发现此书的长处之一，就是引发读者对于那段历史的兴趣。我有从半截开始看书的恶习。当时刚好翻到武宗一节。那是个动作性较强的人物——豹房啊，还有后来那些北征、南巡——简直就是一个亚洲版尼禄。作者的描述，又很有些电子游戏的视效。强调一句，我没跳读，前前后后每页全看了。

书不错，语言平白如话，口头文学的痕迹稍嫌重了一些，卖给电台广播，效果也许更好。其中点缀着故事主角的心理独白，那是作者的小说笔法。称历史人物为同志，或许也会因此书而成为时尚。就像国内多数的“后王朔”写作，《明朝》的姿态放得很低，对于诸多社会、文化、历史现象，书中也不无褒贬，口锋偶尔还很激烈，但做为历史评述，行文过程中夹杂了太多余秋雨式的抒情议论；而这些，似乎又是该书卖点所在。

有些议论应该讲究点修辞。比如作者形容陈友谅是朱元璋头上的“达摩克里斯之剑”。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的悬剑典故，是说拥有无上权势，乃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任务，并不特指来自某一竞争者的威胁。再有，明朝真像作者所说，是一个实行封建制的国家吗？欧洲最早的大学是巴黎大学吗？所谓“北欧海盗（应该叫维京人）”，能有机会遭遇西班牙无敌舰队吗？那可真是关公战秦琼。这些简单的知识，该书的编辑难道不会上网核对？一家出版社，至少有责任不向社会推广错误知识吧？

作者谦逊地解释说，曾打算给书起名为《明札记》。作为一份札记，此书大有可读之处。首先它填补了我的很多知识漏洞。比如以前我不知道郑和去过麦加。此外作者对于明武宗、锦衣卫头目陆炳等人物的评述，也很别开生面，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成见。开始我觉得本书更像一部明史摘译。所谓译，就把《明史》中的情节翻译成当代流行语，然后大功告成。但纵观全书，起伏有致的叙事节奏，完全来自作者的剪裁功夫。否则不要说六本书，就算六十本，也未必能说清“那些事儿”。

同样因为剪裁，遗漏之处也就在所难免。比如朱元璋的籍贯，我就没在作者为他设立的档案中找到。此外那位全身心支持朱元璋的马姑娘（就是后来的皇后吧？），到底什么身世来历？我很好奇。还有到底什么是明教？

2，

都说历史不能假设，可人就是断不了假设历史这个念想。我们中国人最爱假设两段历史，一是明朝中后期，一是清末民初。这可以理解。首先，黄河般曲折的中国历史，曾在这两个河段急剧改道。更重要的是，上述两个历史时段——内忧外患，改革还是不改革，如何改革——决定了中国近五百年历史叙事的主干，以及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现有想象。

平生遇到一些志向高远的人士，喜欢手上夹着红蓝铅笔，在地图上指指点点。他们回顾上述两段历史，痛心疾首之余，论述中最常使用一个词，就是“假如”。而明朝恰好提供了太多的假如。

大明王朝由始及终，凡276年，而这近三个世纪的历史，又和欧洲文艺复兴大体并行。中国人和西方的文化心理，便是在那一时期，分别特化发展。欧洲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治、金融、宗教、科学、教育体系，而中国虽然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，但终于随着农民革命和女真人入侵，全部被扼杀在摇篮中。这些历史的偶然因素，使得中国历史终于未能走到一个，引向繁荣进步的拐点。于是有了种种“假如”。

这种文明格局的变化，似乎不在《明朝》作者的兴趣范围内。我们在书中更多看到，作者对于官场文化和帝王之术的津津乐道，尤其是朋党斗争中的官僚们，如何玩弄手腕和心眼。对于明朝如何发展文化、技术并积累物质财富，这里甚少解释，好像路线对了头，文明自然更上一层楼。作者（也许包括多数读者）的兴趣，显然在于最高权力的觊觎、争夺与守护。既然如此，真不如把书名改成《明朝宫廷、官场那些事儿》。

我知道，手腕和心眼非常值得玩味；它们代表一种高超的的智慧，操作上的微妙和精致，不亚于任何艺术。代价是我们玩味之余，不再把目光投向远大的领域，以致我们的世界微缩成一桌麻将。这也是一种玩物丧志。人际智慧的房中术，使我们失去了那种好奇和渴望。人们的兴趣不是集中在财富的创造，而是财富的分配。分配意味着占有，包括隐性的占有，而且越是没得可分，就越要讲究怎么分；这就叫做懂政治。所以人们争着当领导。

这种事情讲多了，就会成为马基雅维利式的逆向道德训诲。结果是公德、私德分离；君子之仁义，小人之仁义分离，而且无所不用其极，像明朝很多小说那样，假劝善之名，行诲淫诲盗之实，并最终被误读成赌徒的励志读物。不苛求古人，并不意味着为古人的负面遗产无端回护。

3，

《明朝》的最大功劳，不是对于人事纠葛的喋喋不休，而是普及关于明朝制度的知识，从科举到官制。朱元璋为限制官僚机器的权利扩张煞费苦心，设计出来的制衡机制密如凝脂，并由此引出一个问题：明朝政治何以仍然腐败如此？今天大家终于明白：一切只限制别人，不限制自己的制度安排，都是这个结果。直到现代政体出现，这个问题才有了解决的可能。

明朝统治者中的少数精英，也深知改革之必要，甚至取得过重大成果，比如被作者称之为明朝最伟大政治家的张居正，但最终人亡政息。不管明帝国实行多么严厉的孤立政策，但它的经济活动已经在无意之中，纳入一个全球体系。张居正的税制改革不能善始善终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大量来自新大陆。当荷兰、英国派出游击舰只，劫掠西班牙和葡萄牙船队，加之西班牙着手打击其美洲殖民地到亚洲的白银走私，中国银价立刻上升，人民的税收负担（法定以白银为缴纳手段），也随之变得不堪忍受。

作者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并不时调整笔锋所向。由于明朝很多事儿发生在全球背景下，他在叙述当中作出了相应努力。郑和舰队为他提供了理想的故事平台。但同样，这里充斥着抒情和感慨，而不是着力于那七次伟大远航，对于一个新生帝国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成本。毕竟当时的明帝国，正面临这向北迁都、应对蒙古残余势力威胁、疏凿运河等重大任务。

据马欢（船队翻译官之一）的《瀛涯胜览》记载，郑和船队单宝船便有63只，中等以下舰船不算。所谓宝船，长44丈4尺，宽18丈，排水量至少5千吨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木质船只。我见过一组数据，关于英国建造于18世纪中叶的“胜利号”战列舰。该舰尺度远小于郑和宝船，全长不到70米，排水量3千5百吨，后来成为纳尔逊上将的旗舰，赢得过特拉法尔加海战。为建造该舰，砍伐了超过100英亩林地的6千多棵树木。这一规模的战舰，当时皇家海军也只拥有一艘。

无法想象为建造郑和船队，需要砍光多少森林，而当时新都北京正在大兴土木。对于任何帝国，那样规模的远航，恐怕都会难乎为继。但就造船而言，宝船无疑代表当时人类工程技术的的高成就。除了巨大的体量和复杂的结构，宝船还有一些极为巧妙的设计，以维持风暴中的稳定航行。对于这样的成就，书中同样语焉不详，好像作者下定决心，严守君子不器的古训。

正是这些成就，造就了另一个明朝。这个明朝除了勾心斗角，党同伐异，还干过更有意思的事情。除了文学、书画、戏剧上的辉煌成就，明朝人还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生活方式，虽然有机会享受的人不是太多。关于这些，作者偶有提及，但也仅仅是点到为止，比如谈到《西游记》和《本草纲目》。读到李时珍，我自然产生这样的疑问：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，和同代的瑞士人盖斯纳一样，独自建立起一套生物分类体系，但何以未被后人发展成完善的林奈式学说？我不能满足于中国人缺少纯粹知识的兴趣，这样的解释。

《西游记》我最近重读过。除前人曾经指出的，孙悟空可能是《罗摩衍那》中的哈努曼在汉语中投胎转世，我惊讶于小说中对于各种异国动物的准确描述，比如犀牛、狮子和大象（象头神格涅沙的变形？）。因此我相信明朝人的知识状况，远比我们以前了解的，更为复杂。

我更感兴趣的，是这类《明朝》一类读物流行的原因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你读什么书，你就是什么人。从书籍（以及包括电影在内的其他文化产品）的流行，可以看穿一个社会的内心。阅读大多是个心理上的移情过程。老实本分的人，未必热衷政治上的阴谋诡计，而是守着电视，看看韩剧什么的。这部书的热销，说明我们的社会中，有创业欲望，或是有家业可守的人多了。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。抑制这些人的发展欲望，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

4，

《明朝》还是一本关于帝国的书。因此除了官僚之间的斗争，作者对于帝国之间的更替，同样有所着墨。我相信中国朝野上下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，即我们在经济、政治、军事上，更多受制还是受益于现行的国际体系。至于这种思考所依据的信息是否可靠，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在这一体系中，中国眼下排名第二。剩下要做的，就是期待美国持续衰落，并在加速其衰落的过程中有所作为，然后以第一顺位，取而代之；还有一个可能成本更高，那就是公开的暴力对抗。

大家很少讨论另一种可能：随着美国出局——且不管亡国、解体还是沦为二流——那个我们姑且称之为Pax Americana的东西，也将随之消亡；而新的霸主必须有能力通过军事或其他什么手段，维持相对的世界和平，并在这一前提下，对国际间的经济、文化、集体安全等进行安排。中国目前这个世界第二的位置，也只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受到承认。一旦出现乱局，群雄起而逐鹿，大家从小组赛从新干起。那时我们的胜算究竟还有几成？

当然我也清楚，这种问题从来都是白问，除了给我自己找麻烦。因为权利的角逐中，理性从来都是手段，激情才是原动力。

直到20年前，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体系，在和目前这个年轻人熟悉的体系对抗。当时的对抗有个术语叫“冷战”。那个体系的老大是苏联，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前身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我们很多同胞对那个国家感情暧昧，而且至今为其退出历史舞台耿耿于怀。于是就有了另外一个“假如”。假如苏共拒不收缩其势力范围，结果就将如何如何；诸如此类。且不说当年莫斯科的新沙皇是否吃素，以及他们是否还有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外的其它选项。何况做为历史的输家，加上所犯种种罪孽（包括对中国），苏联的结局已经算善终了。